ICOM（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這屆的年度盛會於8月28日在捷克的布拉格剛成功落幕。由於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經過近三年的等待，第28屆大會以「博物館的力量」為題，討論的主題對博物館界，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新興的議題。主舞台上有四大貫串且密切相關的主題：「宗旨：博物館與公民社會」、「永續：博物館與堅韌性」、「願景：博物館與領導力」、「成就：博物館與新科技」，目標是就博物館作為一個社群，該如何在文化活動以外，有深入參與這點進行全方位的討論。

作為博物館社群的一份子，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也參與了這次大會，介紹本館內部的展覽互動式教育方法，帶頭推動對轉型正義的深刻認識，並正視轉型正義目前的發展。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上，公共罪行受害者國際紀念館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the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簡稱ICMEMO）分享完主題之後，席間也提及了一些需要密切關注的迫切議題。

博物館與自我賦權：戰爭時期救難

2月24日，俄軍動用武力入侵烏克蘭東部，造成數以萬計人喪命。此後烏克蘭文化機構也遭受攻擊，檔案庫和記憶保存的狀況變得極為惡劣。娘子谷大屠殺跨領域研究所（Barby Yar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stitute）所長瑪塔·哈夫里施科（Marta Havryschko）從烏克蘭逃到瑞士，用一份圖表顯示在戰爭中被毀滅或損壞的文化機構數量：36座博物館、165座宗教建築和219座古蹟建築，數量還在增加當中。戰爭改變了人們的人生和生活，也改變了博物館支持社群的方式。烏克蘭的博物館和機構，如娘子谷大屠殺紀念中心，開始提供庇護和熱食，並放棄支薪以捍衛烏克蘭的人權。除了提供公民支持外，紀念中心也透過不同的執法單位，例如海牙國際法庭，收集指證俄羅斯的證詞，並將烏克蘭的檔案數位化。資料數位化已成為21世紀博物館最無法迴避、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此刻在戰爭時期更是無庸置疑。儘管在烏克蘭生活的處境讓人想都不敢想，但哈夫里施科示範了即便是在如此的逆境中，烏克蘭博物館和文化機構依然展現了博物館不僅僅是學習場所的潛力。

博物館與政治宣傳：看似中立的空間內的政治內容灌輸

博物館作為文化和知識的載體，傳遞關於目前事件或歷史事件的資訊病溝通不含偏見的事實，博物館責無旁貸。面對資料，不論是物件或文本，與個人故事及經驗有關的想法就會浮現。不同的研究皆顯示，博物館策展的行動或是博物館自身就很難是中立的，方法及展示擺放都有特定講述故事的觀點。帕維爾·馬切維茨（Pawel Machcewicz）教授就以他在波蘭格但斯克（Gdańsk）建立二次世界大戰博物館的經驗作為生動的例子，說明該國右翼如何嚴重左右博物館的方向，沒有傳遞愛國主義的資訊就是背叛國家。建館因此停擺，並面臨前所未有的阻礙。以國家資源建立的文化機構，存在單一敘事的風險，而極權主義政權下建立的文化機構就更不用說了。順著同樣的思路，捷克共和國學術科學學院的沃塔奇‧津奇（Voytech Kynci）提醒莫忘捷克共和國被蘇維埃化的經驗，應強調其為困難但重要的過去。

在類似的脈絡下，來自柬埔寨S21的分享人巴巴拉·蒂姆（Babara Thimm）提到，面對質疑他們工作的人，因應之道就是以引導法提供事實資料，讓證據自己說話。S21前身為高棉時期的監獄，現在則為記錄壓迫者帶來的痛苦及傷害的博物館。古巴藝術家吉安迪·帕馮（Geandy Pavón）同時也為逃到美國的難民，提醒大眾，壓迫政權下機構所說的一切不要照單全收。

博物館與對話：不斷發展的交流，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21世紀的博物館是大眾的空間。儘管在某些人眼中，博物館仍然是精英機構，但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將互動式與自下而上的工作法引進博物館，廣納自身以外的聲音。博物館需要與大眾互動，不僅要引入更多公民的敘事，也要引入關於某個年代、歷史事件及社會人民日常生活的脈絡。來自葡萄牙與西班牙的博物館從業人員埃耶達‧雷契那（Aeda Rechna）及阿爾穆德納‧克魯茲‧耶巴（Almudena Cruz Yeba）帶來了與教科書不一樣的故事，兩人都強調持續處理困難歷史的重要性，甚至還要邀請社群參與記憶建構、事件建構並重新發掘其文化遺產。要在未知及前所未聞之事間搭起橋樑，因對話交流的論述已成為最有價值的工具。

人類學家兼博物館學家瑪格麗塔·雷耶斯·蘇亞雷斯（Margarita Reyes Suárez）在關於博物館與公民社會的專題演講中，進一步強調大家要注意在觀光潮下，博物館資本化與美國化的情況。文化遺產需要用更多的方法保護，而不僅僅是靠流入的資本。蘇亞雷斯充滿熱情地描述恢復博物館對社群民眾的責任，她也強調透過西方視角解殖，並給予文化多元性更多空間。「博物館應該是一個傾聽的地方，也應是人們的心聲被聽到的地方。」她總結道。

本著同樣的精神，拉迪斯拉夫‧傑克遜（Ladislav Jackson）揭開捷克過去酷兒存在的神祕面紗，呼籲博物館界擺脫二元性別的異性戀霸權思維，採取謹慎但進步的行動正視酷兒的生命權以及留下記憶的權利。就像其他歷史片段一樣，非異性戀者的生活和文物需要記錄和建檔。因此，博物館領域也應給予酷兒博物館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更多的重視與關心。只有向博物館立足的常民與社群開放溝通管道，才能漸漸達到平權及留下更真實的記錄。

從亞歷山大圖書館開始，收藏與學習一直是博物館的動機與宗旨，貫徹其發展歷程。現代博物館肩負著此一使命，為博物館空間的公民和使用者，以更有意義及包容之姿大步邁進。大會期間，社會集體之力凝聚並象徵著堅強。現代博物館應該凝聚為一個社群，並加強你、我跟所有人之間的連結，在此時此刻的必要性更甚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