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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博物館的行動,促進對亞洲人權的瞭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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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HRM-ASIA PACIFIC EVENTS

會員活動訊息
2022-05-16

「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臺灣言論自由之路」   展出時間:111年4月7日-113年4月7日 地點:中正紀念堂管理處1樓常設展廳(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定時導覽:每周六、日下午2時自由參加(請於中央通廊服務台集合)   以臺灣言論自由進程為主軸,依據1945年至今的歷史脈絡,呈現臺灣從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艱辛歷程。 活動內容介紹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陸續發生不少政府侵害箝制人權的狀況。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在美方經濟與軍事援助下,蔣中正總統強化威權體制,使臺灣言論自由更遭打壓,直到1987年解嚴以及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非常體制」才大致告一段落。不過對言論自由而言,則是在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改《刑法》100條後,臺灣人民才得以免於言論叛亂的威嚇,言論自由始獲保障。   時至今日,臺灣已成為東亞先進的民主國家,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也名列前茅。而我們唯有透過回顧過去,才能理解臺灣的現在,進而展望未來。「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臺灣言論自由之路」展覽以臺灣言論自由進程為主軸,依據1945年至今的歷史脈絡,分述以下單元,呈現臺灣這段從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艱辛歷程:   一、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 二、1945-1949年臺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 三、1950年代《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 四、1960年代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 五、1970、1980年代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 六、1987-1992年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 結語、新時代的挑戰

2022-05-16

《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   《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   展覽時間:111年4月15日-11月15日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仁愛樓/美工工廠)   1949年5月,台灣省政府宣布全台「戒嚴」。同月,立法院也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此後,台灣步入了四十餘年的「白色恐怖」。當代人想像中,監獄似乎是滴水不漏、毫無自由的一處空間。但在1950年代,幾個政治犯監獄都發生過官方指控的「再叛亂案」,並再導致一批批年輕而富理想的靈魂殞落。為何政治犯已經落入國家掌心,接受日以繼夜的監禁,官方還能指控這些人「再次顛覆政府」,並導致一連串新的殺戮?   為解開上述謎團,本館109年首次於綠島紀念園區推出《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開展後深受好評。為讓無法親至綠島的朋友也能了解這個重要的白恐案件,人權館今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也將這個展覽移至景美紀念園區展出,帶領大家了解1953-1956年間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來龍去脈,以紀念在此案中殞落的年輕生命,並還原真相及平反官方羅織的「再叛亂案」罪名。

2022-05-16

醫人治世的先覺者-白色恐怖時期醫師群像特展   展覽時間:111年5月1日-112年3月26日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綠洲山莊/戒護中心)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有一群醫德濟世的知識份子,在醫院、醫學院、公共 衛生領域層面都有他們的身影,並投入公共、社會運動的參與,卻因為打壓而遭逮捕,有的醫師因此罹難,對個人、家族產生多重的衝擊與創傷,他們為醫界及民主奉獻奮鬥留下不凡的歷史,彰顯人權的價值。本館於 105 年 7 月 15 日至 106 年 2 月 19 日於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推出「醫人治世的先覺者-白色恐怖時期醫師群像特展」,介紹上述歷史,透過判決書、史料、文物、受難者及家屬的口述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及平反。另為便於來綠島之民眾參觀此展覽,規劃於 111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3 月 26 日於綠島紀念園區展出。

2021-12-30

Ayo-Ayo!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 2021/10/06 09:00 ~ 2022/03/27 17:00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仁愛樓 國家人權博物館於108年ICOM京都大會成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 Asia Pacific,簡稱FIHRM-AP),以賦權(empowerment)、參與(engagement)、夥伴關係(partnership)、合作(collaboration)推動與亞太地區人權夥伴之交流平台及教育基地。109年為響應518博物館日主題「平等的博物館:多元與共融(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辦理移動人權共學培力講堂,集結國內公私立博物館以及15個非政府民間組織共同學習。   這次展覽透過「共學協作」,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與15個非政府組織(NGOs)將對「移動人權」議題的討論進一步轉化為共同策展的行動,檢視七十餘萬在台移工,現在已成為不可或缺勞動力,相應而來的宗教、語言、文化、居住生活、勞動條件等基本人權課題,卻未能建立起足夠的保障體系,回應社會需求銜接時代變遷。   展覽介紹 本展覽重新帶領觀眾丈量與移工處境的距離,帶入台人、移工和NGOs組織的「日常生活」。三種「日常感」彼此連動、互為形構,引領觀眾審視「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表層裡,隱含移工於合法制度背後的各種艱難問題。本展同時讓移工的身影從模糊轉為清晰,從一開始邀請觀眾透過產品型錄認識其生產之物件與服務;再踏入「勞動」現場,以個人的身體感知經驗理解移工處境;進而透過移工的證言與證物,傳達其在台灣生活的真實需求和期待。本展最終帶出NGOs團體如何實踐「移動人權」和共製「年表」等方式,呈現不同組織和移工之間的協力照顧關係,並呈現移工來台30年的重大事紀,引領觀眾閱讀之後,醞釀出「為明日社會而改變」的行動準備。   主辦單位   國家人權博物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   協辦單位(按筆畫排列)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 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fa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全國家戶勞動產業工會 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附設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 越在嘉文化棧 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2021-11-24

國家人權博物館作為亞洲第一個座落於昔日不義遺址的人權博物館,自2018年成立以來,以「人權」為核心價值,進行空間復原與再現,並打造為持續對話與反思的場域,是人權館推動轉型正義的一項重要任務。 景美園區主題展依循著「人權」與「空間」,承擔多樣的功能,它具備知識性,促進社會大眾認識威權統治;對話性,讓彼此互不相容的意見,可以在展場當中獲得溝通的機會。展覽具有以下三個特色:首先它是人權館針對近年白色恐怖複雜歷史的研究與精煉,提供參觀者一個結構性、脈絡性的介紹;再者它是一個以人權觀點為基礎的展覽;最後它試圖引導觀眾在認識威權統治的人權侵害後,能與當代產生連結的反思。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兵舍1、2、3號 展覽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最新消息
2022-05-11

作者介紹:鐵悟蒙Thet Oo Maung 鐵悟蒙(Thet Oo Maung,又名史蒂芬・麥訥斯Stephen Minus)是一位滿懷熱忱的人道主義者、自學而成的畫家、攝影師及錄影師。他運用自己的攝影技巧,提高那些遭到污衊、遺忘或噤聲的人的聲量。其作品處理內戰、地雷、障礙者、兒童教育、兒童健康照護、女性培力、數位平權、盜伐林木、圈地及環境惡化等主題。他正在籌劃推動緬甸的第一個地下人權影展「一步電影論壇」。 一步電影論壇 一步電影論壇宗旨為在緬甸以電影提倡人道關懷。對於需要發聲爭取公義的人來說,一步電影論壇就是吹哨揭弊的場域。透過放映電影,我們提倡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和平與和諧,分享人權、正義與社會運動主義的知識。2021年2月的首日,軍政府濫權,奪走新選出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的政權。許多人民走上街頭抗議軍方政變。在鎮壓全國和平示威的過程中,軍方殺害了許多的年輕人,女性與兒童也無法倖免。有鑑於此,一步電影論壇會繼續提倡人權、自由與正義,我們用電影的力量抗爭。 統一與緬甸博物館(之一) 作者:Thet Oo Maung 關鍵字:緬族、博物館、緬族化、佛教、文化歧視、宗教極端分子、單一種族。 1961年,緬甸(英文舊名Burma,後改為Myanmar)脫離英國後的首任總理吳努(U Nu)宣布緬甸為佛教國家。1961年8月29日,國會通過了吳努親自推動的國家宗教促進法。該法案奠定了佛教為國教,這也是吳努的競選承諾之一。緬甸獨立後,有些族群起義反抗這個新建立的國家。其中一個著名的反抗族群是多數為基督徒的克倫族。另外一個團體則是緬甸共產黨,政府視其為不信佛的野蠻人或是反佛教份子。因為大多數的克欽族人都是基督徒,1961年頒布國教後,克欽獨立軍(簡稱K.I.A)揭竿起義。自此以降,緬甸政府的主要政策之一就是獨尊佛教,並透過佛教,以單一共通的信仰團結民心。另一方面,政府在國內也高舉尊崇國教的大旗,多方打壓其他少數宗教族群,例如基督教徒、印度教徒及伊斯蘭教徒。 舉例來說,千年來,緬甸境內還有其他共存宗教,政府漠視這些宗教文物的保存及維護。有時候,政府也刻意摧毀這些宗教遺跡。許多學者稱這種舉動為「緬族化」。緬甸的博物館完全在政府掌控之下。館所忽視其他需要保存或展出的宗教文物,各以自己的方式支持政府的國教政策。 緬甸的多元民族 緬甸是一個民族多元的國家,緬甸政府官方承認的不同民族共有135個。這些民族又分為八大「主要國族群」,分別為緬族群、欽族群、克欽族群、克倫族群、克耶族群、孟族群、若開群、撣族群。「主要國族群」主要是按地區劃分,而非按照語言或民族的歸屬關係。   此外還有許多未獲承認的民族存在,人數最多的就是華裔緬甸人和潘泰人(總共佔總人口的3%)、印裔緬甸人(佔總人口2%)、英裔緬甸人及古爾卡人(Gurkha)。最後兩個族群的人口數並沒有官方數據,雖然非官方的估計約有52,000名英裔緬甸人在緬甸境內,境外則約有160萬人。不在緬甸政府官方承認的135族裔名單內的民族有: ·          英裔緬甸人 ·          華裔緬甸人 ·          潘泰人 ·          印裔緬甸人 ·          東達人(Taungtha音譯) ·          羅興亞人 ·          古爾卡裔緬甸人/尼泊爾裔緬甸人 緬甸民族相當多元,擁有許多不同的文化與宗教遺產,但是大部分歷史文物、文化及傳統遺產,不論是屬於官方承認或不承認的民族,都無法在各大博物館內看到。有些關於宗教並存的有力證據及文化遺跡甚至遭到刻意摧毀或隱藏,有些不同宗教的文物說明牌被張冠李戴,當成佛教文物展示。蒲甘的南帕雅寺(Nan Phayar)就是廣受喜愛的遺跡,這座古老的砂岩寶塔建於十一世紀,作為印度教神殿,供奉著梵天神。雕在牆上的三頭神像清晰可見,但政府及宗教領袖仍舊稱這裡是佛寺,並刻意摧毀某些歷史文物,以掩蓋緬甸的信仰史實。

2022-05-11

文化部轄下的博物館可分為國家博物館、考古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及紀念博物館類型的區域級文化博物館。有些附設在其他機構下的宗教博物館、私立博物館及史蹟館正在進行保存緬甸文化資產的工作。如今在緬甸,其他類型的博物館通常會設在其他政府部會轄下,或是由私部門經營。緬甸的文化政策目標在於透過保存守護文化資產與民族性,提升國家威望和誠信。   根據文化政策,文化部的使命為「以文化弘揚國家」。緬甸的有形及無形的文化資產都相當豐富多元。本國的文化遺產主要是由緬甸國家博物館(位於仰光)及蒲甘考古博物館共同保存,再加上其他區域級文化博物館及文化部轄下的各考古博物館。   從最早的古代宮殿及藏經閣開始,到獨立前成立的各大博物館,如蒲甘考古博物館,緬甸博物館的近期發展說明如下。緬甸重獲獨立後四年,文化部於1952年成立,首座國家博物館及數座其他博物館應運而生。

2022-05-11

作者介紹:Patporn (Aor) Phoothong Patporn (Aor) Phoothong從事和平博物館與文獻庫的工作,投身於和平教育。她近期針對建立以泰國南端為主題的和平博物館,進行可行性研究。她同時也是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博物館計畫及南方博物館與文獻庫計畫的共同發起人,致力以博物館與文獻庫為工具,推動衝突轉變與締造和平。Aor從2011年開始從事推動和平與正義的博物館及檔案庫工作,透過日本財團獎助金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畫,進行《走向和平與和解:日本和菲律賓和平博物館的案例研究》。 關於10月6日博物館計畫 10月6日博物館計畫於2019年7月由四人團體創立,成員包括一家進步出版社的編輯、一位電影攝影師兼導演、一位建築師和一位研究員。該博物館計畫宗旨為建立一社會政治空間,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溝通討論泰國過去與目前的政治暴力。計畫預期透過展覽、研討會及工作坊,與觀眾及泰國社會交流資訊與證據資料,帶出提問、批判,最後挑戰有罪不罰的文化。 泰國是個充斥流言蜚語的國家,事實很難掌握,而流言通常貼近真相,讓人得以想像發生過什麼。當我有機會參與一項宗旨為溝通過去政治暴力的博物館計畫時,我思考了展覽要如何呈現事實,與大眾對話,讓他們可以質疑、批評,最後發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976年10月6日,泰國政府在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屠殺了多名和平抗議前獨裁者返國的學生與平民。根據官方數字,共有46人喪生,167人受傷,超過3000名學生遭逮捕。爾後一項特赦法案於1978年通過,所有涉入人士皆獲釋,特別是加害者:警察、邊境巡警、準軍事部隊及極右翼團體。2019年7月,也就是大屠殺43年後,我們發起了十月六日事件博物館計畫,挑戰這種有罪不罰的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運用與過去及當下的政治暴力相關物件打造社會政治的學習空間。透過溝通,不論是展覽、研討會、電影或其他形式,挑戰泰國司法不彰及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文化,鼓勵大眾質疑、發聲及批判,這就是我們博物館計畫所追求的目標。 我足足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搞清楚為什麼我們不能討論或是深入調查此一事件。泰國長期以來受軍政府統治,而軍政府首重國家安全。透過有罪不罰的文化,同時加上司法行政機關瀆職,泰國政府掌控了公民的記憶。過去的政治暴力成為敏感或禁忌議題,還有一些人認為只有忘記過去才能向前進。這些都是我們在紀念與溝通過去時的挑戰。 然而,最近一次於2014年的政變改變了大多數泰國民眾對軍方的看法。泰國人,特別是年輕一輩,開始談論質疑過去的政治暴力事件及政府責任,公開討論的議題裡就包括了1976年10月6日的大屠殺。 我們的第一場展覽「Prajak / Payan」(「目擊證人」)於2019年10月5日至6日期間展出。展品只有三個:一條從男學生屍體上脫下牛仔褲,這位學生在1976年10月6日那天遭槍擊身亡,一個有彈孔的喇叭,還有一扇紅色的門,1976年9月24日,這扇門上吊了兩具屍體。我們展示了這些物件,僅僅加上了簡短的說明,因為這些都是真實的物件,也是暴力的見證。一進入展覽,這三項物件就與觀眾直接對話,其呈現的是事實,而事實不言自明。 我還記得當我在展場內,看著群眾在展區內走動,心裡想著「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看這三項物件,是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見過嗎?是因為他們想知道真相嗎?是因為他們想要確定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是否發生過嗎?還是因為他們想要見見跟他們有一樣想法及問題的我們跟其他人呢?」 我們的第二場展覽「Kwean」(「懸吊」)於2020年10月1日至10日間展出,這次我們使用AR擴增實境技術與觀眾溝通。我們聚焦1976年10月6日當天早晨,當時至少有五個人被吊在Sanam Luang,也就是皇家儀式廣場周遭的樹上。展覽在大屠殺原址展出,多虧了AR技術,根據事發拍攝的照片,觀眾可以看到被吊起或是被射殺的屍體。 當泰國政府想讓其人民遺忘其所作所為,同時不用為殺戮負責,挑戰他們的簡單方法之一就是運用事件的證據及物件,重現他們的所作所為給大眾看。我們的展覽就在大屠殺的原址,直接點出加害者、受難者的身分、暴力的規模以及國家罪行的發生地。這場展覽的觀眾就是過去暴力的證人。 我發現觀眾,特別是青少年,非常了解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他們的知識來自於線上文獻庫「10月6日記錄」、網路跟出版品。他們來看展覽是為了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跟工作人員還有其他觀眾交流。我也發現雖然在控制民眾的記憶跟言論自由方面,泰國的社會政治脈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會政治脈絡也推動民眾尋找真相。從這個角度我看到了博物館可以促進推廣和平的文化,預防未來再度發生暴行。 10月6日事件博物館計畫依然是進行式,在成立實體博物館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項計畫在過程中依然可以發揮與博物館類似的功能,比方說蒐集更多物件、籌辦展覽、工作坊、研討會。我相信我們也會繼續堅持(1)問問題:我們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資料、證據和資訊在哪裡,有哪些人涉入事件,誰是利害相關人?;(2)收集來自不同群體的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加害者、受難者、旁觀者和其他人;(3)讓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可以與觀眾互動;並(4)為正義建立和加強博物館和檔案紀錄文化。

人權專文
2022-05-11

作者介紹- 安迪·阿奇迪安 安迪·阿奇迪安是印尼國立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他也是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的負責人。 關於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最初由穆尼爾之家人權基金會於2013年在東爪哇省巴圖市建立,這是穆尼爾律師出生成長之地,原名為穆尼爾之家人權博物館。博物館的設立是為了促進印尼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人權教育,以培養熱愛和平、尊重人權、維護寬容和平等原則的公民。 引言 1998年5月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政權分崩離析。蘇哈托將軍在掌權超過三十載後退位,由副總統哈比比( B.J. Habibie)接任,致力引領印尼政局朝民主方向發展。隨著新秩序的瓦解,印尼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個多黨政治制度的新時代,演變成如今印尼的民主化過程的基礎。然而,舊政權根基並沒有消失殆盡,有些遺緒頑強留在了印尼的當代政治裡。 其中之一是現代印尼歷史的觀念,強調軍方的角色,特別是陸軍,是1965年解救印尼擺脫共產主義威脅的關鍵勢力。軍隊順利地全面掌控政權直到1970年代,此後這樣的歷史敘事傳得更廣。這樣的敘事不光只是關於軍隊成功鎮壓共產運動,同時也強調印尼對抗荷蘭獲得獨立是軍方的主要功勞。 反殖民運動者如蘇卡諾(Sukarno)、哈達(Hatta)、薩里爾(Sjahrir)的角色逐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獨立之戰中,軍隊發揮的角色及其英勇事蹟。凱薩琳‧麥奎格(Katherine McGregor)在其二十世紀現代印尼歷史敘事的研究中精準稱呼這樣的敘事為「穿制服的歷史」,勾勒出在新秩序時期,官方印尼歷史的建構如何宣揚軍隊的角色。我們也有了頭緒,知道除了進步與解放政治運動之外,統治政權也可以利用博物館為威權統治者的反動虛假歷史意識塗脂抹粉。幕後策畫一切的是學者暨軍事歷史學家諾托蘇三托(Nugroho Notosusanto),他後來在新秩序時代成為教育部長。在他的指揮下,印尼各大城市樹立了博物館與紀念碑,提醒大眾不忘軍方的服務及重要角色,以支持這套歷史敘事。 抵抗遺忘的運動 在新秩序政權之下,博物館不再只是傳統定義下,存放「具藝術、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文物」(牛津辭典)的地方,而成為權力的工具,讓政權的歷史角色名正言順。1998年改革後不久,就有人開始努力破解這種說法。2000年初,印尼獨立歷史學者所提倡的敘事成為論戰的焦點。阿斯維·沃曼·亞當(Asvi Warman Adam)是主張「糾正歷史」的主要人物之一(Adam,2004)。為了凸顯軍隊的角色,印尼各地共有數十萬共產黨員和被控為共產黨員者遭到殺害,這樣的敘事也與1965年事件的官方敘事並陳。然而,這新的一波浪潮依然只是學術論述,只在有限的圈子裡流傳。新秩序的官方論述依然是主流版本,有國小、中學歷史文本、電影的支持,特別還有保留到現在的新秩序博物館與紀念碑。 另外還有人權運動人士與支持民主運動者挑戰這套敘事,他們嘗試鞏固大眾的記憶,不忘1988年印尼發生經濟與政治危機時發生了什麼事情。2014年12月10日,來自特利剎蒂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的社會運動人士和學者連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為1998年5月12日慘案紀念碑揭幕。這座紀念碑以黑瓷製成,高3公尺,紀念四名在校園內學生抗爭期間被維安部隊槍殺的學生。 同時,全國暴力侵害女性委員會(Komnas Perempuan)撰寫了1998年5月慘案碑文,紀念遭受暴力與性侵的華裔女性。志工將華裔女性遭受性侵的遭遇訴諸媒體,在改革之初引發爭議。政府組成聯合事實調查小組(TPGF),調查該問題的相關實證。然而,小組並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性侵案的支持「證據」,政府正式否認發生過這件事。針對政府的回應,年輕的志工、華裔公民兼事件受害者的伊塔·瑪爾塔迪納塔(Ita Martadinata)計劃至美國國會作證。然而,在出發前往美國之前,她被發現遭人殺害,華裔女性遭受大規模性侵的故事因而被人遺忘。1998年5月慘案碑文就是見證,提醒大眾這段歷史。 同時在印尼最西部的亞齊特區,多個非政府組織於2011年更是大刀闊斧,建立了亞齊人權博物館。博物館規模小巧。這幾個組織在蒂卡爾班丹社區(Tikar Pandan Community)辦公室的院子豎起板子,內容描述了新邦KKA(Simpang KKA)抗爭居民遭受掃射、在衝突中失蹤的人員以及格東屋(rumoh geudong),這是士兵折磨疑似為自由亞齊運動同情者的地方。這是座簡單的博物館,但是使命宏大,一如其宣言所述: 我們相信微光永遠能在黑暗之處標誌記號。所以我們建立了記憶的避難所,這樣我們、亞齊的男男女女、生者與死者,遭受性侵與屠殺之人、遭受刑求與抹煞之人,能發出超越生死的吶喊:不再重蹈覆轍!Aceh bek le lagee njan!亞齊不再重蹈覆轍! 一言以蔽之,印尼的政治改革為印尼的人權運動者及支持民主運動打開大門,在官方版本之外,建立新的歷史敘事。他們打出「抵抗遺忘」的口號,回應印尼讓過去侵犯人權的加害者依然逍遙法外的有罪不罰文化。透過博物館及紀念碑發動的抵抗遺忘運動最後演變成一項行動,抵制政府對這些犯罪的縱容。 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 另一個說明博物館如何成為社會運動主場的見證就是位於東爪哇省瑪瑯(Malang)巴圖市(Batu City)正在建設的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我會扼要說明一下自己身為穆尼爾之家基金會成員的觀點。 就從印尼重大侵犯人權的故事開始,與印尼著名人權律師穆尼爾·薩義德·塔利卜(Munir Said Talib,1965-2004)遭遇相似,這位律師於2004年9月7日在前往荷蘭深造的途中遭到殺害。除了改革為印尼的民主化打開開關之外,穆尼爾之死對許多印尼人來說也是一記警鐘,告訴他們舊政權的遺緒依然在當代人的生活裡根深蒂固。他的案件審判只能將現場的執行者繩之以法,但關鍵的高階軍事和情報官仍然逍遙法外。在穆尼爾的命案中,有罪不罰的現象再度復闢了。 2013年,我才剛在印尼建立了警察博物館,穆尼爾的遺孀蘇西瓦蒂(Suciwati)聯繫了我。她告訴我她想要為丈夫及印尼的人權奮鬥歷程成立一座博物館。我與穆尼爾算熟識,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在印尼的法扶機構工作時,就是由他帶領。我認為蘇西瓦蒂的提案想法絕佳,強調了博物館作為「參與抗爭」主場的重要性,一如1980年代時期,美國民權運動期間所成立的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Kyle Message,2013 年)。 問題在於計畫的經費哪裡來?博物館建設所費不貲,需要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和歷史學家的參與,這成為一項艱鉅的挑戰。蘇西瓦蒂解決了第一個難題,她捐出自己與已故穆尼爾律師在東爪哇省巴圖市的居所作為博物館之用。那是一個大小不到400平方公尺的住宅,包括一個院子和房舍。小歸小,這棟建築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也是推動計畫的良好基礎。 到2013年年中,蘇西瓦蒂打算爭取更多支持,成立博物館來講述穆尼爾生平和印尼人權奮鬥的歷史的想法引起廣大迴響。年輕的社會運動者、藝術家和媒體名人紛紛響應,包括同情穆尼爾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例如後來成為宗教部長的盧克曼·哈基姆·賽福丁(Lukman Hakim Syaifuddin)和媒體網絡經營者達蘭·伊斯坎(Dahlan Iskan),他後來成為國營企業部部長。該博物館的發展最終擴大了印尼的民主運動參網絡。 建造這座博物館的過程最後在印尼開啟了推動人權的新道路。先前覺得人權與民主化議題遙遠的人們突然之間可以投入一項共同的計畫,奉獻他們的時間、精力與資金。這似乎也反映了社會學家希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的想法(2011 年),即模組化的集體行動,公民社會透過聯合行動,將過去分離的各個部分凝聚在一起。到了該年年底,博物館建築完工,也正式以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之名於2013年12月8日向大眾開放。原本只是夢想,而今終於成真。其後為了博物館的營運管理,又成立了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由博物館的發起人組成。 穆尼爾之家這項計畫直接挑戰了流傳數十年的官方保守歷史敘事。博物館提供了與固有歷史敘事相反的體驗。當參觀者抵達博物館時,迎接他們的是穆尼爾律師的半身塑像,這是博物館施工期間一位雕塑家的餽贈。參觀者接著會看到一連串歷史敘事,這些歷史敘事呈現了新秩序建立不久之後,印尼的人權運動也透過YPHAM(人權關懷基金會)與YLBHI(印尼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而誕生。YPHAM是一個積極捍衛共產主義政治犯,並推動正義運動的組織,這一事實就挑戰了軍隊成功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官方說法。 博物館也展出了女性勞工瑪西娜(Marsinah)的故事,她因涉及領導罷工而在軍方審訊過程中喪生。在穆尼爾之家呈現了瑪西娜的故事,也提醒參觀者印尼的發展成就,是用工人的汗水和鮮血換來。其他故事凸顯了印尼的重大人權侵犯事件,例如巴布亞和東帝汶(現為獨立國家)的強迫失踪和政治屠殺。博物館當然也包含了穆尼爾的個人生平和他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人生經歷,以及他所遭受的謀殺事件。 自2013年12月8日正式開館以來,穆尼爾之家迎接了來自各方不同背景和年齡層的訪客。不過,大學生與年輕學子還是訪客裡的最大宗。他們認為拜訪博物館是學校與大學教育認識人權的一環。五年後回想,很有意思的是,博物館可以成為人權機構推動活動的有效中介,將重要的普遍人權準則灌輸到印尼人民的生活中。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實際上,透過像穆尼爾之家這樣的小型博物館來提供替代保守歷史敘述的論述,不可否認是有侷限的。2018年,穆尼爾之家管理委員會開始思考與政府發展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在建築、基礎設施、計畫以及支持系統等方面合作,提升與促成穆尼爾之家發展為更大的人權博物館。這一步相當成功,獲得政府承諾資助一座博物館的建設,經費由東爪哇省政府提供,土地則由巴圖市政府提供。 此外,管理委員會詳細說明了與其他公民社會成員更大範圍的合作,在這方面有三大活動。首先,與印尼建築師協會(Indonesi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AAI)合作舉辦博物館設計競圖,建立大眾對人權博物館重要性的認知。建築師艾哈邁德·德尼·塔迪亞納(Achmad Deni Tardiyana,又稱Apep)獨具魅力的設計脫穎而出,環保又共融。其次,穆尼爾之家基金會還與雅加達藝術學院(Jakarta Arts Institute)合作,舉辦了博物館展出的藝術創作競賽。第三,穆尼爾之家還安排了與環保運動者、記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和女性權益運動者的諮詢會議,探討博物館可能的敘事和主題。這次會議的要點隨後帶出了博物館策展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 一樓是專門為兒童所設計,讓兒童認知到公共生活的重要價值觀,如包容、自由與平等。二樓展出印尼的人權史,內容包括印尼公民社會團體提出的重大人權侵害事件、環境、原住民、女性以及新聞自由等議題。最後一樓是穆尼爾律師的生平及他推動的工作,例如關於失蹤人口的活動就在三樓的最後一個展間,讓參觀者反思印尼的人權問題。 不可否認的,與政府的合作也引發了關於策展獨立性的問題,尤其是在人權議題方面。未來的人權博物館能否以公正無私的態度面對印尼史上的重大人權暴力事件?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有一些調整和變化。首先是博物館名稱變更為穆尼爾人權博物館。但這不意味著博物館迎合官方觀點,不只是過去博物館展示的人權捍衛者生平的特定主題,博物館也希望擁抱印尼更廣泛的人權問題。就策展獨立性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印尼的政治氛圍仍然為這種獨立性保留了開放空間。 未來可能會發生最壞的情況,但這次經驗中可以肯定一件事,博物館和歷史古蹟已成為改革時期人權運動人士和民主運動的重要社會運動場所,時間會證明這是否是向印尼年輕世代灌輸人權價值觀重要性的有效方法。

2022-02-17

作者介紹:Tracy Puklowski       Tracy Puklowski目前居住在澳洲艾麗斯泉,負責該國首座國家原住民美術館的發展。前職為塔斯馬尼亞朗瑟斯頓市創意藝術與文化服務部主任,職責包括擔任澳洲最大的區域文化機構維多利亞女皇博物館和美術館館長。搬至澳洲前,Tracy在紐西蘭的GLAM產業(美術館、圖書館、文獻庫、博物館)擔任過各種高階主管職務。她畢業自蓋蒂博物館領導力研究所(Getty’s Museum Leadership Institute)。 單位介紹: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       位於艾麗絲泉(當地原住民稱其為「姆班圖亞」,Mparntwe)的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將成為指標性的景點。這個在澳洲心臟地帶的新空間會呈現世界上最古老的現存文化,並提供澳洲原住民族展示空間,透過藝術來表現及宣揚其成就。美術館在澳洲的訴說真相之旅中會發揮關鍵作用,並確保在治理、管理及勞動力上,將以原住民為多數。美術館藉此成為澳洲原住民族的載具,讓其向世界說自己的故事,為其注入能動性,決定要如何述說這些故事。       在全球認知到人權對博物館論述與實務重要之際,2019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的成立是一個關鍵時刻。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關注區域而成立的區域分會能擴大經常被忽略的聲音,在辨別及處理區域特定的人權議題時,提供重要的平台。我會在本文中回溯我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的淵源,並反思處理人權議題時,為了所有人,一定要從邊緣轉向核心的原因。2010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成立時,我很榮幸獲邀擔任創始委員。聯盟的成立既讓人激動又來得及時,博物館界越來越關注社會正義的議題,但這是首度合國際之力來回應人權問題。       但我的良心小小瑟縮了一下。我有資格代表我當時服務的紐西蘭國立博物館(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簡稱Te Papa)宣稱說我們是一座「人權博物館」嗎?而且人權博物館到底是什麼?我希望我沒有一不小心就讓自家博物館變成冒牌貨。回顧了我們這間博物館的歷史與價值之後,我的結論是,成為一間人權博物館並不需要有明確的人權使命。Te Papa博物館致力推動多元、包容,並願意處理困難議題,就代表著我們有資格躋身這個行列。 於2015年擔任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會議主席時,我寫道: 「對Te Papa博物館來說,社會正義、人權及最廣義的博物館近用權不是附帶的,或是可以選擇要或不要的。這些是本博物館傳承的核心,也就是毛利語的所說的whakapapa。紐西蘭國立博物館法於1992年通過,為這間會另闢蹊徑的博物館打下了穩固的基礎…當博物館董事會採用了雙文化政策…就決定了博物館不論在哪個領域都務必要以雙文化呈現。 除此之外,Te Papa博物館的願景為「改變心靈、改變思想、改變生命」,因此這間博物館本來就是要處理困難又令人不安的議題,博物館如果真心希望能為其參訪者、族群甚至是其工作人員創造革新體驗,就必得準備好要有立場。 一如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網站的聲明所說,人權博物館一定得做好準備,挑戰傳統博物館思維與作為。因此,我認為Te Papa是一間人權博物館,我也期待在九月迎接我們的代表來訪。」[1]       有意思的是,該篇文章預設有些博物館可能覺得人權不是必要領域,因此需要勸說這些博物館從這個角度審視自身。或許他們需要為推動人權的承諾找到正當理由,一如2010年時的我也是如此。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指出博物館營運的環境脈絡正在「快速劇烈」地變化。當時我指的是紐西蘭的文化與政治面貌,當時不可能預知到對所有人來說,接下來幾年,事物會有如此快速與劇烈的轉變。這些「事物」就是橫掃全球,扭轉人生的典範轉移,後果由人類集體承擔,也需要我們破釜沉舟的因應。       有感於目前的博物館定義無法「適度反映並表達二十一世紀的複雜面貌、當前博物館的責任與決心及其未來的挑戰及願景」,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推出為博物館打造新定義的計畫。[2]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帶著困惑看著隨之而來的口舌之爭,最後因為言語與不同的價值觀陷入意識形態的鴻溝而感到惱怒。2022年的布拉格大會將再次辯論此一議題,我們也只能盼望過去兩年的種種可以催生出博物館學界團結之心。想必也會如此。全球時事、博物館觀眾及利害相關的社群不會坐等博物館界決定自身的定義是否正確,近年來,變革與挑戰不只是近在家門口而已,而是遊走於展間、檢查書籍並震懾我們。 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之1 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我們依然深陷在全球疫情中,而這場疫情也永久改變了我們所熟知的生活。博物館及美術館不僅僅是以「轉向」因應,而是靈活變通,克服封城困難,將新的精力導向線上學習、體驗與參與,管理空間與群眾,有些博物館則令人遺憾地得面對永久閉館的現實。疫情對誰都一視同仁,無人可以免受其衝擊,但疫情也是不平等的親密同夥,加劇了貧窮與弱勢。因此最有可能永久閉館的就是那些始終都在掙扎取得資源的小館舍,這些博物館為緊密的小社群傳承述說故事,也為人們及其社群維繫歷史與傳統。       這提醒了我們的責任是耕耘社群,為社群服務,保存其記憶,分享其故事。我們一定要繼續掃除博物館的近用權障礙,要共創而不是主宰。與社群及個人合作,為了後世記錄這段非常時期,在這段深刻的共通人類經驗之後,協助重建與療癒,都是博物館所承擔的挑戰也是榮幸。       藝術具有療癒力並不是新概念,而在創傷之後,博物館是一個安全(且必要的)場所,能夠讓人相聚或是質疑及紀念創傷事件,同樣也不是新理念。但這次要深入得多,在地的變成全球的,反之亦然。 世界人權宣言第30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之1 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屬康樂所需之生活程度,舉凡衣、食、住、醫藥及必要之社會服務均包括在內;且於失業、患病、殘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種喪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       全球氣候危機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一大威脅,也是重大的人權危機。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住居與生命本身都造成危害。儘管小島國導致氣候變遷的所作所為遠小於其他國家,但實際上,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卻是最脆弱的,這是亞太地區相當具體的威脅。在提升氣候變遷意識與採取行動方面,所有博物館都責無旁貸,在科學家都必須要捍衛科學事實的「後真相」世界裡,博物館更要擔任證據的守護者。在我擔任澳洲塔斯馬尼亞維多利亞女皇博物館與美術館(Queen Victoria Museum and Gallery,簡稱QVMAG)館長時,我們的科學家發現因應日漸暖化的環境,動物(昆蟲)逐漸往南遷徙。有了這樁證據再加上當地主管機關宣布氣候危機來臨,博物館很順利地就決定把氣候變遷列為核心重點。[3]       然而關鍵不只是以典藏為依據的知識及證據,更涉及行為。2020年年初,倫敦霍尼曼博物館(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通過了一份影響深遠的氣候變遷宣言,不僅注重與博物館觀眾合作提升意識,改變行為,也挑戰博物館檢討自身的慣習與活動。博物館界一定得思考自身對於氣候變遷議題要有何作為—我們要如何利用自身的資源?我們是否開始規劃永續建築?我們的資助者是否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最近關於博物館獲石油公司資助的辯論並不是在董事會,而是在公共場域上演。       氣候難民的需求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你以為那是將來的問題,那你就錯了。問題現在就已經發生了,2020 年,全球有307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超過98%是氣候相關的災害造成的。[4]數以千計的馬紹爾群島居民已在美國部分地區獲得安置,而在該處,他們面對的新挑戰是要如何維繫文化與傳統。 世界人權宣言第7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警察對有色人種動用武力引發了全球抗爭,「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捲土重來。這場運動一開始關注的是警察的殘酷暴力,在全球獲得響應後又擴大範圍,涵蓋了與制度性種族主義跟殖民主義的後餘效應等議題。此事反過來又更讓人清楚檢視了博物館的過去與行事。質疑博物館各面向的作為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官方呼籲大英博物館歸還帕德嫩神殿石雕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初期,美國藝術史學者莫里斯·伯格(Maurice Berger)也在1990年提出「美術館是否是種族主義者?」的質疑。但是這些事件從未像現在這樣,席捲著時代精神而來。       像是「讓此地去殖民」( Decolonize This Place)及「英國石油留不留」(BP or not BP)這些團體透過表演型的介入手段接管了博物館空間,引起人們對於博物館資助關係、歸還文物、取得藏品作法、原住民族能動性及員工的工作狀況的關注。Vice傳媒製作的《未經過濾的歷史導覽》節目(The Unfiltered History Tour)探討了大英博物館「有爭議的文物」的故事。[5]近幾年,數間文化機構的前員工也出言抨擊職場不平等與結構式的種族主義,其中包括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真是種可怕的諷刺。       隨著文物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ies)正當要求歸還其文化瑰寶,他們的聲量也越來越大。復活節島的拉帕努伊族(Rapa Nui)後代於2018年前往大英博物館,要求歸還他們的tupuna(祖先),也就是名為Hoa Hakananai’a的摩艾石像。在《未經過濾的歷史導覽》關於Hoa Hakananai’a殖民竊盜的專題節目中,Talita Rapu(後代暨復活節島省長)直言不諱:「拉帕努伊族徒有軀體,但靈魂在你們手上。我們沒有靈魂,如同行屍走肉般行過人世。」[6]許多研究原住民族典藏的人都知道,文物的精神與其族群、家族與後代同在。這不是應該成為常態而非特例嗎?如果傳統所有權人認為「身體與靈魂」團聚是最好的結果,博物館還有什麼立場爭辯?如果我們不願意積極與殖民主義作為脫鉤,那麼對於後果惡化我們當然責無旁貸。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3條 我們享有自決權。 我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雖然(澳洲)各州逐漸採取因應措施保障其公民人權,但這是一個沒有聯邦層級人權法案的國家,生活在這裡,撰寫本文的同時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令人玩味的立場。儘管情況可能不盡理想,但這種情況確實把維護及賦予人權意義的責任交還到個人及組織的手上。我同時也在打造一個新的文化實體,亦即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該館將落腳於北領地的艾利斯泉。這是一個既美麗又衝突的地方,有獨特的文化與藝術,同時又存在代間弱勢與創傷。       澳洲的原住民族[7]代表著地球上最古老延續至今的文化,其視覺文化歷久不衰又充滿活力。當原住民族藝術從沙子與岩石轉移到畫板與畫布時,澳洲藝術史的軌跡就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讓全球觀眾心醉神迷。藝術家及其族群在社會、經濟、文化及精神上都蒙受其惠,將原住民族的故事與歷史介紹給新觀眾,並加強了文化連結。對我來說,我目前以此為家的北領地是世界上最大,生機蓬勃的美術館。此處藝術創作的活力想忽視也難。北領地同時也是澳洲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民族比例最高的地方,而近45%的原住民族家庭生活水準在貧窮線以下。[8]年輕人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的三倍。[9]將近85%的北領地監獄人口都是原住民。[10]       因此我捫心自問的問題並不是像國家原住民美術館這樣的一間美術館(就此而言,其他地方也可以)是否應該爭取人權,而是我們該如何爭取。如果我們要有意義跟創造意義,就需要重新想像跟重新設計我們的生態系。對國家原住民美術館來說,這代表要堅守原住民族的原則,確保治理、管理及員工要以原住民為多數,也意味著美術館要致力推動發聲、能動性、共享權責及講述真相。如果澳洲要療癒過去的傷痕,邁向全國和解,就必須如此。尋常的美術館/博物館典範零零總總也遠遠無法做到這點。       我們與本文中描述的全球事件及人權挑戰有所牽連,避無可避,不論其規模大小、地點或目的。大部分的文化機構多年來始終以觀眾為重,而以觀眾為本的思考也帶來巨大的好處—互動更佳,更切中要點,多不勝數。但現在是時候再邁進一步了。我們必須學著以人道為本,就從接受所有人的人權與尊嚴是我們的責任開始。

2022-02-17

作者介紹:袁緒文 (Emily)       袁緒文(Emily)為國立台灣博物館教育推廣研究助理。主要研究聚焦於台灣社會對國際移民的包容性和博物館可近性。2015年被指派在博物館內執行移民導覽員項目,包含提供多語言導覽,主要為東南亞語言、英語和中文,並協助博物館與移民社區之間建立聯繫。自2016 年以來,博物館與東南亞移民社群一直密切合作。雙方至今已舉辦多項東南亞區域文化相關的藝術節、展覽、教育活動等以及東南亞國家的收藏品的詮釋。 單位介紹: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博物館成立於1908年,是臺灣最古老的博物館。並於1915年博物館建築完備於現址。一個多世紀以來,博物館屹立在台北火車站之前,豐富的藏品與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國立臺灣博物館成為台北市不可缺少的地標性建築。館內的藏品繼續專注於人類學、地球科學、動物學、植物學、文化多樣性。近十年臺博館新增的文化平權與多元參與議題,回應跨國遷徙的最新社會趨勢。博物館透過主題展覽、教育活動、出版物和各種跨國文化計畫,博物館達到服務不同文化背景公眾的教育目標。 前言       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NHRM)為重要的紀念場所,提醒臺灣民眾銘記對於臺灣民主發展及進步至關重要白色恐怖時期,該博物館同時也是人權侵害歷史的教育中心,支持人權議題,推廣人權理念,並提倡普世人權價值,以守護臺灣民主與人權。       在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轄下的重要組織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及其相關單位、非政府組織及專業人士認可與支持之下,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了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       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及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現在的新任務是將國內的人權議題納入全球跨國移動及人權議題的脈絡之內。兩個單位一直以來都透過建立網絡的方式來回應國際人權議題,並扮演平台/橋樑,在臺灣推動政府、非營利組織、博物館及跨國移住者社群之間的對話。此次論壇也是首度博物館從業人員及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有機會面對面討論、檢視議題,並攜手處理臺灣的跨國移住者及人權議題。 論壇及工作坊宗旨及緣起       湧入目的城市的國際移動潮所帶來的多重議題,已成為當代博物館的面對的挑戰。本論壇首要關注的重點就是博物館如何透過跨文化的對話歡迎移住者,打擊刻板印象、歧視及排外心理;另外也討論博物館如何為移動人權議題建立文獻庫,維護史蹟及文物,收藏個人物品、故事與集體記憶。透過整整三天論壇暨工作坊的深刻討論,來自臺灣、澳洲、印度、美國、孟加拉、圖博(西藏)與南蘇丹的講者分享了因應全球崛起的移動潮及相關人權議題的觀點與經驗,充實了以博物館學為基礎的各種實務工作、理論與經驗。   10月20日論壇主題:移民博物館網絡與社會正義 場次一:博物館與移民(工)社群及大眾對話與溝通之方案設計 澳洲維多利亞博物館群附設移民博物館館長羅希尼·卡帕達(Rohini Kappadath)提出了以下方式作為博物館實踐人權的基礎: 正視博物館的新角色; 檢視不合時宜的博物館政策; 不斷自問,我們是否有好好傾聽未來想合作的移民社群心聲。       羅希尼也就其在澳洲移民博物館服務多年的經驗,分享了豐富的工作方法。接下來的兩位講者袁緒文及李映萱來自臺灣。兩位各自分享了國立臺灣博物館及高雄市勞工博物館近期館方政策。第一波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工於1990年代進入臺灣。截至2021年,臺灣來自東南亞的移工超過70萬,移民則超過30萬人。移工進入臺灣滿足基礎建設、遠洋漁業、製造業與家庭照護的需求。臺灣大部分的東南亞新住民為婚姻移民,也成為臺灣基本勞動力及家庭組成的來源。然而,臺灣社會瞧不起東南亞移住者的觀念根深蒂固。文化及語言障礙、刻板印象及偏見使得移工與新住民(外籍配偶)在臺灣不斷遭受誤解與不當對待。       臺灣最早成立的博物館,也就是位於臺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博)於2015年推出了「多語導覽服務」,招募東南亞新住民擔任博物館導覽員,為其本國移住者同胞提供毫無語言障礙的博物館體驗(圖一)。此外,臺博也主動接觸移工社群,共同策畫了多元文化節,由社群成員自行組織及安排節目內容(圖2)。因此新住民與移工可以在臺博自由表達意見和展現其文化之美。

當期活動
2021-08-16

一、展覽日期: 110年7月29日-111年8月13日   二、展覽簡介: 國際良知遺址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of Sites of Conscience, ICSC)為國際上致力於保存人權歷史創傷記憶與遺址,推動轉型正義及當代人權倡議以及歷史與人權教育組織。國家人權博物館自108年起成為聯盟300多個國際會員之一。 國家人權博物館與其他國際良知遺址聯盟亞洲網絡成員,共7個國家12個組織,共同策劃「風雨同行:亞洲人權創傷記憶線上特展」,並由斯里蘭卡拉蒂卡.赫蒂拉齊(Radhika Hettiarachchi)擔任策展人。展覽內容旨於有別於官方及主流大敘事,關照歷史及社會隱藏、邊緣、消失之聲音,呈現歷史及公民社會中攸關種族、性別、階級、殖民主義、特權交織議題及敘事,並為促進同理、肯認、治療、理解,探尋多重真相,倡議多元歷史論述。   三、各國協作展覽內容簡介:   1.  阿富汗: 阿富汗人權民主組織(The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and Democracy Organization, AHRDO)2011年起展開「記憶盒」紀念計畫。蒐集紀錄數千筆來自阿富汗各地,不同衝突時期受難者的物品、敘事及故事,提醒健忘大眾,平凡百姓於戰爭中付出真實代價。 參與機構:阿富汗人權民主組織(The Afghanistan Human Rightsand Democracy Organization)   2、西藏/圖博: 自1951年以降七十年間,藏人抗爭及自焚案例增加,中共施加宗教壓迫與文化滅絕。嚴厲監視藏人活動,剝奪其語言,強迫失蹤與逮捕已是司空見慣。展示呈現遭隱匿歷史,反駁中共官方論述。 參與機構:西藏(圖博)博物館(Tibet Museum)   3、臺灣: 臺灣於1989年從東南亞引進第一批移工,1992 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後,時至今日,在臺移工人數已突破71萬人。儘管移工為臺灣經濟的重要推手,但社會主流常忽視他們的權益,或是視為勞動機器。透過四位移工的口述歷史及生命故事,對照主流論述中對移工卑微、次等的形象,展現個人面對嚴峻處境時,堅忍、尊嚴及人性面貌。 參與機構:國家人權博物館(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4、柬埔寨: 呈現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倖存者的經歷陳述,特別著重種族與宗教少數族群遭遇,冀以透過跨世代持續對話,追憶暴力受難者。 參與機構: 柬埔寨和平研究院(The Peace Institute of Cambodia) 和平青年組織(Youth for Peace Cambodia)  仁濟組織(Kdei-Karuna)   5、孟加拉: 孟加拉1971年獨立戰爭期間,巴基斯坦軍隊與當地接應同夥將性暴力及性侵當成戰爭武器,試圖施行文化滅絕,改變孟加人種族與語言認同。展示呈現性與性別暴力倖存者故事,公開訴說真相,揭露受難者所蒙受屈辱及曾經歷公開羞辱。 參與機構:孟加拉獨立戰爭博物館(Liberation War Museum)   6、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歷經漫長26年衝突後,斯里蘭卡「女說女史計畫」2012年至2013年間蒐集285位女性的故事,從女性立場詮釋戰爭敘事,讓原本被邊緣化的戰爭女性史獲得發聲。「國際民族研究中心」運用漫畫撐出空間,挑戰斯里蘭卡戰後族群撕裂無法挽救之論述;「社會發展研究所」呈現泰米爾族群再遷徙故事,以及農莊種植業勞動者境內流離情形,追溯移民歷史。 參與機構: 女說女史計畫(The Herstories Project) 國際民族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thnic Studies) 社會發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7、尼泊爾: 尼泊爾「人民戰爭」(People's War, 1996 年-2006年)死傷慘重,超過1萬7千人喪命,1千5百人失蹤,估計有2萬人遭受酷刑。將近八年後,尼泊爾才出現正式轉型正義機制,卻未照顧到受難者家屬需求。參展機構推動轉型正義議題,提倡以受難者為中心,透過說故事方式,挑戰衝突歷史記憶。 參與機構: 尼泊爾失蹤者家屬網絡(Network of Families of the Disappeared, Nepal) 女性之聲(Voices of Women Media)   四、線上展覽網址:  Shared Journe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