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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博物館的行動,促進對亞洲人權的瞭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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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HRM-ASIA PACIFIC EVENTS

會員活動訊息
2022-05-16

「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臺灣言論自由之路」   展出時間:111年4月7日-113年4月7日 地點:中正紀念堂管理處1樓常設展廳(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定時導覽:每周六、日下午2時自由參加(請於中央通廊服務台集合)   以臺灣言論自由進程為主軸,依據1945年至今的歷史脈絡,呈現臺灣從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艱辛歷程。 活動內容介紹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陸續發生不少政府侵害箝制人權的狀況。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在美方經濟與軍事援助下,蔣中正總統強化威權體制,使臺灣言論自由更遭打壓,直到1987年解嚴以及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非常體制」才大致告一段落。不過對言論自由而言,則是在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改《刑法》100條後,臺灣人民才得以免於言論叛亂的威嚇,言論自由始獲保障。   時至今日,臺灣已成為東亞先進的民主國家,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也名列前茅。而我們唯有透過回顧過去,才能理解臺灣的現在,進而展望未來。「自由的靈魂vs.獨裁者:臺灣言論自由之路」展覽以臺灣言論自由進程為主軸,依據1945年至今的歷史脈絡,分述以下單元,呈現臺灣這段從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艱辛歷程:   一、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 二、1945-1949年臺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 三、1950年代《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 四、1960年代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 五、1970、1980年代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 六、1987-1992年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 結語、新時代的挑戰

2022-05-16

《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   《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   展覽時間:111年4月15日-11月15日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仁愛樓/美工工廠)   1949年5月,台灣省政府宣布全台「戒嚴」。同月,立法院也通過了《懲治叛亂條例》。此後,台灣步入了四十餘年的「白色恐怖」。當代人想像中,監獄似乎是滴水不漏、毫無自由的一處空間。但在1950年代,幾個政治犯監獄都發生過官方指控的「再叛亂案」,並再導致一批批年輕而富理想的靈魂殞落。為何政治犯已經落入國家掌心,接受日以繼夜的監禁,官方還能指控這些人「再次顛覆政府」,並導致一連串新的殺戮?   為解開上述謎團,本館109年首次於綠島紀念園區推出《大浪襲來-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真相與平反》特展,開展後深受好評。為讓無法親至綠島的朋友也能了解這個重要的白恐案件,人權館今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也將這個展覽移至景美紀念園區展出,帶領大家了解1953-1956年間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來龍去脈,以紀念在此案中殞落的年輕生命,並還原真相及平反官方羅織的「再叛亂案」罪名。

2022-05-16

醫人治世的先覺者-白色恐怖時期醫師群像特展   展覽時間:111年5月1日-112年3月26日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綠洲山莊/戒護中心)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有一群醫德濟世的知識份子,在醫院、醫學院、公共 衛生領域層面都有他們的身影,並投入公共、社會運動的參與,卻因為打壓而遭逮捕,有的醫師因此罹難,對個人、家族產生多重的衝擊與創傷,他們為醫界及民主奉獻奮鬥留下不凡的歷史,彰顯人權的價值。本館於 105 年 7 月 15 日至 106 年 2 月 19 日於本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推出「醫人治世的先覺者-白色恐怖時期醫師群像特展」,介紹上述歷史,透過判決書、史料、文物、受難者及家屬的口述歷史,還原歷史真相及平反。另為便於來綠島之民眾參觀此展覽,規劃於 111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3 月 26 日於綠島紀念園區展出。

2021-12-30

Ayo-Ayo!明天應該會更好—移動人權特展 2021/10/06 09:00 ~ 2022/03/27 17:00 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仁愛樓 國家人權博物館於108年ICOM京都大會成立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s- Asia Pacific,簡稱FIHRM-AP),以賦權(empowerment)、參與(engagement)、夥伴關係(partnership)、合作(collaboration)推動與亞太地區人權夥伴之交流平台及教育基地。109年為響應518博物館日主題「平等的博物館:多元與共融(Museums for Equality:Diversity and Inclusion)」,辦理移動人權共學培力講堂,集結國內公私立博物館以及15個非政府民間組織共同學習。   這次展覽透過「共學協作」,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與15個非政府組織(NGOs)將對「移動人權」議題的討論進一步轉化為共同策展的行動,檢視七十餘萬在台移工,現在已成為不可或缺勞動力,相應而來的宗教、語言、文化、居住生活、勞動條件等基本人權課題,卻未能建立起足夠的保障體系,回應社會需求銜接時代變遷。   展覽介紹 本展覽重新帶領觀眾丈量與移工處境的距離,帶入台人、移工和NGOs組織的「日常生活」。三種「日常感」彼此連動、互為形構,引領觀眾審視「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表層裡,隱含移工於合法制度背後的各種艱難問題。本展同時讓移工的身影從模糊轉為清晰,從一開始邀請觀眾透過產品型錄認識其生產之物件與服務;再踏入「勞動」現場,以個人的身體感知經驗理解移工處境;進而透過移工的證言與證物,傳達其在台灣生活的真實需求和期待。本展最終帶出NGOs團體如何實踐「移動人權」和共製「年表」等方式,呈現不同組織和移工之間的協力照顧關係,並呈現移工來台30年的重大事紀,引領觀眾閱讀之後,醞釀出「為明日社會而改變」的行動準備。   主辦單位   國家人權博物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   協辦單位(按筆畫排列)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越南移工移民辦公室 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 台灣人權促進會 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fa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全國家戶勞動產業工會 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社會慈善福利基金會附設海星國際移工服務中心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移住者服務中心 越在嘉文化棧 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 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

2021-11-24

國家人權博物館作為亞洲第一個座落於昔日不義遺址的人權博物館,自2018年成立以來,以「人權」為核心價值,進行空間復原與再現,並打造為持續對話與反思的場域,是人權館推動轉型正義的一項重要任務。 景美園區主題展依循著「人權」與「空間」,承擔多樣的功能,它具備知識性,促進社會大眾認識威權統治;對話性,讓彼此互不相容的意見,可以在展場當中獲得溝通的機會。展覽具有以下三個特色:首先它是人權館針對近年白色恐怖複雜歷史的研究與精煉,提供參觀者一個結構性、脈絡性的介紹;再者它是一個以人權觀點為基礎的展覽;最後它試圖引導觀眾在認識威權統治的人權侵害後,能與當代產生連結的反思。 展覽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 兵舍1、2、3號 展覽時間:週二至週日 09:00-17:00

最新消息
2022-09-27

  2022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年會19日於挪威奧斯陸正式登場,本屆年會主題將因應COVID-19疫情、烏俄戰爭、極權主義與極端主義等世界劇變局勢下,探討當代博物館如何面對政治壓力和戰爭威脅,開展少數族群人權、大規模暴行等人權課題的思辨。今年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主席洪世芳率隊出席,向國際介紹臺灣近年來人權教育推動及與國際接軌的成果,傳達共同守護民主自由制度與實踐人權價值的決心。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為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附屬組織,2010年創建以來,陸續成立拉美分會(FIHRM-LA)、亞太分會(FIHRM-AP),並擴展與挪威「民主與人權博物館網絡」(Demokratinettverket)結盟。2019年於臺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的亞太分會。目前已是國際會員最多的分會。本次亞太分會共有4篇案例研究獲得大會錄取並發表,其中人權館以「FIHRM-AP實例」、「綠島人權藝術季」及「風雨同行:亞洲人權創傷記憶線上特展(Shared Journeys) 」等案例獲得大會青睞。   埃茲沃1814憲法博物館館長巴德·弗萊登倫(Bard Frydenlund)開幕致詞時表示:當代博物館承受多方利益及政治的壓力,如何回應大眾與社群的需求,將面臨諸多挑戰;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主席古耶莫·惠佩(Guillermo Whpei) 則提倡「博物館皆是人權館」的理念,呼籲博物館要為世界展開革命,為全世界身處貧窮的兒童、童工、當代奴隸挺身表態,為人人皆平等的美好世界而努力。   人權館館長暨亞太分會主席洪世芳20日於諾貝爾和平中心的演說中,介紹近年臺灣人權發展的成果,並說明亞太分會成立以來,在當代人權議題扮演的人權樞紐角色,除積極串聯博物館及公民社會;並透過國際行動社群平台發揮影響力,支持亞太地區博物館及人權組織工作者的倡議與實踐。洪館長亦分享面對當代跨國移動的人權、氣候變遷與人權等課題時,亞太分會推動的工作與成果。並期待與國際成員一起成為實踐社會正義道路上的行動夥伴。更邀請亞太分會國際成員共同關注在亞太地區險峻的人權處境,如性別人權、血汗工廠、負面資產與創傷記憶等,強調這些亟需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的人權課題,當是亞太分會未來應積極推動、倡議與實踐的工作。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FIHRM)奧斯陸年會 地點:埃茲沃1814憲法博物館、奧斯陸諾貝爾和平中心、奧斯陸猶太大屠殺與宗教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 線上連結:https://museum24.no/demokratinettverket/fihrm-2022stream 日期:111年9月19-21日

2022-08-13

作者介紹:朱剛勇 一個貧窮議題工作者(哪種斷句都對)。共同成立人生百味、窮學盟,策展「貧窮人的台北」,共筆出版《街頭生存指南》、《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 單位介紹:人生百味 人生百味是一個耕耘於無家、都市貧窮議題的非政府組織。2014年起持續發起大眾倡議、直接服務計畫,並與社區、精神疾病、居住、勞動、性別等團體結盟協力,致力成為人們和議題間的「引路人」。 在繁榮的都市裡,辦貧窮人的展覽   「如果我們願意回顧過去的歷史,會很快的發現:大台北今天的光彩奪目,其實是百多年來,南往北來的逐夢人、一無所有的人、底層勞工、移民、原住民和貧窮人,付出心血、貢獻勞力打造出來的結果;他們從高山地區、從海島一隅、從東南亞各國來到台北,用雙手共同形塑了一個偉大城市的新面貌。 從某種角度說,今天繁華的台北,不單是成功的人、有錢人的台北,也應當是挫折的人、貧窮人的台北。」——孫大川,貧窮人的台北引言。 在這個世紀,全球將貧窮列為重要、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探討議題時,貧窮者的聲音卻時常缺席。人是身處其中直接感受與回應貧窮的主體,擁有深刻的體會與經驗。但在社會仍然對貧窮充滿負面刻板印象的氛圍下,大多經驗者選擇隱藏或否定自身經歷,成為失語的群體。 2017年起,在台北陪伴無家者、都市原民、脆弱家庭、高關懷少年、精神疾病經驗者等社會邊緣群體的各組織,共同發起了「貧窮人的台北」(以下簡稱「貧北」),透過年度倡議行動,邀請大眾走入貧困者的生活,理解都市貧窮議題。 NGO的策展:走遠比走快重要 每年,貧北展覽透過「凌晨四點」、「不被理解的選擇」等不同選題切入貧窮,邀請經驗者和社工、藝術家共同創作。在能感受到安全與尊重的環境中,人們開始分享自身的遭遇與心境,再一起將故事轉譯成歌曲、繪畫、劇場、遊戲等作品,成為展覽中溫和卻充滿力道的訴說。 過程中,信任者的陪伴尤其重要。社工除了即時確認貧困者的狀態與意願,更將創作交流過程的新發現帶回平時服務,與經驗者建構更深刻、長遠的連結。雖然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做來回確認,且充滿不確定性(2018年便遇到原先已同意被側拍的主人翁後來拒絕現身),但對貧北執行團隊來說,發聲不只是為了向外訴說,也是向內重要的整理,於是,暫緩與離席是自然且被允許的,沒有人會因此被捨棄。長久的默契累積下,也使各個組織信任貧北作為紀錄與交流載體,每年都有新的故事與創意在此發表。

2022-08-13

作者介紹 麥可貝‧楚恩 (Michael Beltran)擔任記者至今已有六年,他這一生也致力於政治運動。因為記者工作,他報導了自己國家各種邊緣族群的相關議題,涵蓋人權、限縮的民主空間、中國及其他全球超級大國的干預主義、強迫移動、迫遷與流離失所等故事。 隨著菲律賓慢慢邁向解封,舉國上下尚未從疫情期間的集體創傷中緩過神來。讓菲律賓人最憂心忡忡的不是病毒,也不是無法掌握的疫苗或未來。 菲律賓有各式各樣的公民社會團體,各自以不同的路線實現其理念。同樣地,非政府組織、群眾組織、各行各業及文化團體不僅對國家貢獻卓著,也讓最弱勢的國民可以維持溫飽。 在疫情封城期間,公民社會團體挺身而出,多少補上了某些缺口。這段期間,糧食與糧食安全始終是持續不斷的迫切問題,要讓低收入的族群能持續取得並儲存糧食,是許多公益團體必須解決的問題。 群眾組織與各基金會已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社區菜園與廚房,特別是糧食資源與糧食安全最欠缺的貧民社區。屋頂上懸吊著回收塑膠瓶做成的克難盆栽,裡頭種著作物。社區團體共同收穫作物,最後同心協力烹飪成菜餚,供給所有飢貧交迫的人。 另外一項席捲社會的行動是互助現象,又稱為社區食櫥。派翠西亞‧諾恩(Patricia Non)這位地方的社會運動暨藝術家其實一開始的理念很素樸,就是在公共場所擺上一張桌子或一個架子,擺滿食物,並寫著「取你所需,給你所能」,一舉點燃了全國的群眾互助運動。 這些計畫除了解決明確存在的需求之外,也暴露出了政府在應變疫情方面效率低落、措施不當。不讓人意外地,政府企圖對這些行動施壓,視其為「恐怖分子」,已然變成了疫情政治下重複上演的主題。 過去兩年,民意對於政府的危機處理抱持出高度的懷疑態度,不然就是民眾普遍認為杜特蒂政府在這種世界末日般的情況下,做什麼都無能為力。這個政府不去處理這個醫療緊急情況,反而利用封城以更強力的國家暴力與恐怖行動迫害受難者。 2018年底開始,羅德里戈‧杜特蒂總統的政府向其政治對手宣戰。在政府眼中,只有共產黨人或恐怖分子(他們交替使用這兩個詞彙)才會質疑其政權。更重要的是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籤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政府的政治抨擊者被抹紅,也就是在這些社運人士及異議分子身上打上共產叛亂分子支持者或招募者的標籤,標籤本身代表了是恐怖分子的某人可以被清算。 具體來說,杜特蒂特成立了「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to End the Local Communist Armed Conflict),簡稱為 NTF-ELCAC。在此說明一下背景,菲律賓內戰已經持續了50多年,由菲律賓共產黨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簡稱CPP) 與新人民軍(the New People’s Army,簡稱NPA)的武裝游擊隊發動。雖然他們多年來一直是菲律賓政府最頑強的反對者,但該政權的平民批評者也被當成反叛分子,受到同樣的審查。該政權的手段極端到只要是任何反對政府的言論,一律視為想要吸收年輕人加入武裝革命的共產黨宣傳。 武裝衝突本身就凸顯了政府沒有回答的無數問題。為何有這麼多菲律賓人要武裝起義?為何他們起義的時間如此之久?和平協議的路線圖存在已久,但是杜特蒂特別選擇的回應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敵人都攏在一起,加以妖魔化,合理化節節高升的暴力行動。 這場針對共產黨的獵巫運動,讓人憶起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的所作所為,與杜特蒂惡名昭彰的血腥毒品戰爭同時並進。就職初期,杜特蒂頒布了「敲門勸導」專案(Oplan Tokhang),這是執法部門領導的掃毒行動。在這場毒品戰爭中,被貼上了毒癮者或毒販標籤的人被自動下令消滅,而與這場毒品戰爭非常像,政府的政治對手也面臨同樣遭遇。2020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也是社運人士最危險的時候。待在家就意味著待在射擊火線上。隨著顯赫的領袖人物在家中被迅速而殘忍地暗殺,被抹紅的社運人士遭殺害的事件也明顯攀升。 波爾基亞(Jory Porquia)、埃卡尼斯(Randall Echanis)、阿瓦雷斯(Zara Alvarez)與巴蒂昂(Carlito Badion)是國家暴力下幾位著名的受難者。在遇害之前,他們都遭指控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在軍方的推廣之下,這已經變成了普及的詞彙,鞏固了如果是共產黨就絕對是恐怖分子的觀念。在菲律賓信奉任何意識形態都不犯法,但是對於武裝部隊來說,左傾的人無疑是共產黨,因此八九不離十也是恐怖分子,因此該恐怖分子必得殲滅。 這種被抹紅無異於命喪黃泉的駭人作風,甚至驚動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而且不只是社運人士遭抹紅,各式各樣的公民社會成員都被當成了恐怖分子,從議員、教會成員、記者,甚至到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還有單純只做慈善工作的名人。 批評當局絕對保證會入列!菲律賓握有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筆的捐款及貸款,但拿出來的紓困金卻是微乎其微。大多數的經費都流向了軍警,提升其在國內的部署,對於即便是枝微末節的違規行為偏差執法,沒有口罩、違法宵禁、甚至只是踏出自家大門都代表會被判刑坐牢。 我們常聽到,比起病毒本身,貧民區的民眾更害怕的是因為沒工作失去生計,因而挨餓無法溫飽,2020年4月,此事浮上檯面,馬尼拉大都會數百名貧民區居民自行發起抗爭,抗議沒有援助,糧食短缺,與此同時杜特蒂的盟友們則在炫耀其財富及特權。抗爭者迎來的只有揮舞的警棍與手銬。這些全國最飢餓的人中有21人被關進了監獄,在舉國強烈抗議後才讓他們保釋。 2020年7月,政府甚至簡化了殲滅目標的過程,通過了爭議重重的「反恐怖主義法案」,這是菲律賓自七八零年代全面獨裁的戒嚴時期之後,最為嚴酷與迫害人民的國家政策。「反恐怖主義法案」是杜特蒂及其黨羽最愛扯的話題結晶,法律允許肆無忌憚地限制公民自由。現在單純可以根據懷疑他人是「恐怖分子」,就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抓人。恐怖分子的定義廣推涵蓋所有人。 前述情況大多都發生在2020年。不幸的是,就像病毒一樣,這些事件為菲律賓迄今的發展打下基調。本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人權災難正在上演,同時最弱勢族群的經濟權力也不斷遭到剝奪。菲律賓醜陋之處不只在於其慘烈的人權紀錄,也包括封城期間赤裸裸暴露出來的巨大社會不平等。就算過往危機的後續效應不再糾纏不散,也沒有差,剛結束的2022年5月大選只會讓這樣的感受更加強烈。對於人權的全面侵害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人們以抗議、集會、社群媒體戰等形式對抗。 歸功於社群帶頭的努力,公民社會的反彈,為民主人權爭取到一方小小的空間,讓菲律賓不至於完全倒退回嚴刑峻法的戒嚴時期,成效深遠。 我們有懷抱希望的理由。社區菜園、廚房與食櫥只是抵抗的一個面向。抵抗有許許多多的形式,異議的暗流已經隨著更多的人以更高的頻率,持續不斷湧上街頭。在一切好轉之情勢前會先惡化,而許多菲律賓人民、組織、機構等已經對此作好準備。  

人權專文
2022-08-13

作者介紹:詹話字、駱麗真 詹話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曾任社團法人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秘書長、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行政總監,現為台北當代藝術館研究組副組長。 駱麗真:專長當代藝術、新媒體藝術研究與創作、藝術創作與評論、藝術教育、數位行銷與趨勢研究,目前由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借調,專職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工作。 單位介紹:台北當代藝術館 臺北當代藝術館於2001年成立,是臺灣首座推廣當代藝術為主的藝術博物館,以多元展覽及活動,深度探索當代視覺文化與社會。 今日,當代藝術的討論無法脫離社會獨自存在,透過感受藝術創作所傳遞的思考以及閱讀傳達的訊息,大眾得以自由展開對話與交流。藝術博物館作為一股社會行動實踐參與的力量,希冀觀眾於參觀展覽中,有所觸動與反思,並將思維帶回日常生活當中,在未來做出可能的行動及改變,是當代藝術不可忽視的潛在能量。 台北當代藝術館積極創造當代社會議題討論空間 因這樣的信念,台北當代藝術館(以下簡稱當代館)近年於展覽策畫時,有意識地關注多元人權議題:2017年,司法院釋憲宣布現行《民法》未能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立法機關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專法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使臺灣成為第一個同志婚姻合法之亞洲國家。與此同時,當代館推出由獨立策展人胡朝聖所策劃的「光.合作用-亞洲當代藝術同志議題展」,此一全臺首度於官方美術館進行之大型同志議題展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當代館前方廣場一件由藝術家莊志維所創作《黑暗中的彩虹》,透過刻畫行為書寫自身隱藏在幽暗角落的秘密、無聲吶喊及不平之鳴,與諸多的祝福及讚揚並陳,向大眾展露心聲,巨大的櫃子因著眾聲喧嘩而閃耀著彩虹般力量。此展更進一步巡迴至泰國曼谷及香港等地,持續展現以當代藝術討論社會議題之行動力量。  

2022-08-13

作者介紹:葉爾潘・法里耶蒂 葉爾潘・法里耶蒂為婆羅州連線的專案經理。婆羅州連線(Link-AR Borneo),全名為婆羅州倡議與研究連線(Advocacy and Research Circle of Borneo),為一社區組織,致力於西加里曼丹地區(West Kalimantan)的民主、人權、自然資源、氣候變遷、人民主權的倡議、運動、教育與研究。 單位介紹:婆羅州連線 婆羅州連線(Link-AR Borneo),全名為婆羅州倡議與研究連線(Advocacy and Research Circle of Borneo),於2009年8月2日成立,為非政府組織,主要任務是推動倡議,處理採礦業掌控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的問題。採礦業為了政治與經濟利益掌控自然資源,將開採原物料視為首要之務,用於供給世界各大產業。婆羅州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因而與此情況密不可分。 有鑑於此,婆羅州連線以證據為本,開始倡議行動,展現婆羅州連線所認同的共同利益和永續環境正義。成立以來,婆羅州連線不斷積極地維護與捍衛人權,鼓勵司法、永續森林與土地管理的改革,並推動森林與土地管理議題中社區的獨立性。 現在正是時候,來檢視印尼政府對抗新冠疫情的政策與因應措施,以及這些政策與因應措施對人民造成什麼影響,包括人權落實與尊重方面。 自2020年初(1月至3月)起,印尼政府與官員就從未認真看待過新冠肺炎疫情,他們甚至低估新冠疫情,不相信病毒的存在。2020年初,印尼副總統稱,只要有宗教領袖的祈禱,新冠疫情就不會降臨印尼。連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都在誤導人民,2020年3月,他表示:「只要服用草藥,印尼人民就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見印尼CNN,2020年3月16日,“Media Asing Soroti Jokowi Minum Jamu Untuk Tangkal Corona”)印尼政府就是以這種不科學的言論,作為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基礎。 印尼政府的防疫措施 2020年3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COVID-19肺炎疫情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照理說,從此時開始,印尼政府就該採取系統性的防疫措施,並徵詢醫療專家、尤其是傳染病學家或流行病學家的意見,以遏止國內疫情擴散。然而,儘管這是醫療議題,政府卻對醫療專家的意見充耳不聞,有時專家意見甚至會遭到輕視,政府與醫療專家的意見背道而馳的情況也時有所聞。而印尼政府自2020年4月起,便命令印尼國家武裝部隊(Indonesian National Armed Forces, TNI)與警方將人民封鎖於自家中(註一) 、限制宗教活動與行動自由,並禁止集會遊行。這些都可能違反人權,尤其是公民與政治權利。 自從WHO公布新冠肺炎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之後,印尼政府確實啟動了管制措施,但卻沒有擴及全國。公衛專家認為,佐科威防疫腳步過於緩慢,無法有效安撫民心。(見印尼BBC News,2020年3月16日,“Virus corona: Jokowi umumkan langkah pengendalian Covid-19, tapi tanpa komando nasional.”) 印尼政府還喜歡每個月公布新的防疫詞彙與政策,而這些都對遏止疫情蔓延沒有太大的幫助,表示面對這個致命疾病,印尼政府從上到下都十分慌亂,且缺乏系統性方針。2020年12月,印尼社會事務部長尤利亞里(Juliari Batubara)利用社會救助扶貧基本物資的抗疫計畫收取賄賂。(註二)印尼人民在新冠疫情中苦苦掙扎,印尼政府官員卻發生如此不堪的醜聞。 新冠肺炎確診數與死亡人數不斷攀高,使得印尼政府的抗疫行動難上加難。政府理應保障人民的健康權(亦為人權的一種),如確保抗疫前線的醫護人員擁有足夠的防護裝備。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印尼政府卻似乎幫不上什麼忙,確診與死亡數自2021年6月中開始便不斷上升。 新冠疫情對印尼人民的影響 印尼政府自2020年4月起宣布實施「大規模社交距離限制措施」(PSBB),盼打破新冠肺炎傳播鏈。但此措施完全失敗,未能達成WHO遏止疫情擴散與降低死亡數的抗疫目標。由於政府在人民健康與經濟發展之間猶豫不決,2021年7月,新冠疫情在印尼更為猖獗。 2021年7月3日至20日,印尼政府針對爪哇島與峇里島啟動防疫緊急措施(PPKM),盼能遏止新冠疫情並降低死亡數。至於爪哇島與峇里島以外行政層級較低的縣市區域,則實施「緊急性微型規模限制社會活動措施」 (PPKM Mikro Darurat)。然而,這些措施都無助於控制疫情,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與死亡數仍然持續攀升。 公民社會組織於印尼新冠疫情扮演的角色 印尼的公民社會組織於印尼改革開放(後威權時代)之後開始活躍,其中許多組織都積極關注人權、氣候變遷、醫療、司法改革、糧食主權、地權與土地改革、農民與勞工等議題。印尼的公民社會組織吸引了許多團體與個人加入,如醫師、律師、農業專家等,讓公民社會組織在其領域持續成長並更加受到信賴。印尼的公民社會組織基本上推進了印尼後威權時代(1998年後)走向民主開放的進程。 印尼的公民社會組織也十分注重政府的抗疫行動,如LaporCovid-19公民聯盟。2020年3月初,新冠肺炎開始肆虐,官方機構也注意到了疫情。此時,一群關注新冠疫情人權與公衛議題的人,成立了LaporCovid-19公民聯盟。LaporCovid-19公民聯盟建立了一個民間疫情通報平臺,讓民眾分享他們已經發現、但政府無法觸及的疫情資訊。 利用公眾力量記錄新冠疫情確診數、通報鄰近地區的疫情相關事件,使平臺成為一座橋梁,為印尼的疫情留下數據。有了LaporCovid-19平臺,政府和人民便能取得國內疫情分布與嚴峻程度等資訊,政府也能藉由LaporCovid-19平臺蒐集的數據來研擬防疫政策與因應計畫。 LaporCovid-19由以下公民社會組織組成: 印尼法律援助基金會(YLBHI)、印尼時代雜誌(Tempo magazine)、溫室效應樂團(Efek Rumah Kaca)、印尼透明組織協會(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法律及人權基金會(Lokataru)、Hakasasi.id、印尼U-Inspire聯盟、STH Jentera法學院、NarasiTV媒體 、羅札克都市研究中心(Rujak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印尼貪腐監督組織(Indonesia Corruption Watch,ICW)。印尼法律援助基金會(YLBHI)為人權組織,自1970年代成立起便持續監督印尼政府落實人權義務;印尼時代雜誌隸屬時代集團(Tempo group),關注的議題包含人權、環境、貪腐等。 由LaporCovid-19、印尼貪腐監督組織、印尼法律援助基金會、經濟社會研究暨教育與資訊研究院(LP3ES)、法律及人權基金會組成的公民社會聯盟,突顯出印尼政府的抗疫政策有多混亂。聯盟認為從2020年3月初疫情爆發以來,印尼政府表現欠佳,防疫不力。 LaporCovid-19批判政府抗疫作為錯誤百出,無法有效遏止死亡數上升。LaporCovid-19數據顯示,若政府當時雷厲風行,在疫情爆發之初就下達強力的預防與控制政策,死亡率就可以降低。(見專文Kasus Meninggal Melonjak & RS Kolaps, Negara Gagal Tangani COVID?",Tirto.id,2021年7月6日,https://tirto.id/ght5)但即使印尼政府在2020年砸下695.2兆印尼盾(約新臺幣1.4兆元)抗疫,也終究成效不彰。(見印尼羅盤報,2020年12月20日,“Kebijakan Pemerintah Menangani Covid-19 Sepanjang Semester II 2020.”)

2022-05-11

作者介紹:安迪·阿奇迪安 安迪·阿奇迪安是印尼國立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他也是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的負責人。 單位介紹: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最初由穆尼爾之家人權基金會於2013年在東爪哇省巴圖市建立,這是穆尼爾律師出生成長之地,原名為穆尼爾之家人權博物館。博物館的設立是為了促進印尼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人權教育,以培養熱愛和平、尊重人權、維護寬容和平等原則的公民。 引言 1998年5月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政權分崩離析。蘇哈托將軍在掌權超過三十載後退位,由副總統哈比比( B.J. Habibie)接任,致力引領印尼政局朝民主方向發展。隨著新秩序的瓦解,印尼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個多黨政治制度的新時代,演變成如今印尼的民主化過程的基礎。然而,舊政權根基並沒有消失殆盡,有些遺緒頑強留在了印尼的當代政治裡。 其中之一是現代印尼歷史的觀念,強調軍方的角色,特別是陸軍,是1965年解救印尼擺脫共產主義威脅的關鍵勢力。軍隊順利地全面掌控政權直到1970年代,此後這樣的歷史敘事傳得更廣。這樣的敘事不光只是關於軍隊成功鎮壓共產運動,同時也強調印尼對抗荷蘭獲得獨立是軍方的主要功勞。 反殖民運動者如蘇卡諾(Sukarno)、哈達(Hatta)、薩里爾(Sjahrir)的角色逐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獨立之戰中,軍隊發揮的角色及其英勇事蹟。凱薩琳‧麥奎格(Katherine McGregor)在其二十世紀現代印尼歷史敘事的研究中精準稱呼這樣的敘事為「穿制服的歷史」,勾勒出在新秩序時期,官方印尼歷史的建構如何宣揚軍隊的角色。我們也有了頭緒,知道除了進步與解放政治運動之外,統治政權也可以利用博物館為威權統治者的反動虛假歷史意識塗脂抹粉。幕後策畫一切的是學者暨軍事歷史學家諾托蘇三托(Nugroho Notosusanto),他後來在新秩序時代成為教育部長。在他的指揮下,印尼各大城市樹立了博物館與紀念碑,提醒大眾不忘軍方的服務及重要角色,以支持這套歷史敘事。 抵抗遺忘的運動 在新秩序政權之下,博物館不再只是傳統定義下,存放「具藝術、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文物」(牛津辭典)的地方,而成為權力的工具,讓政權的歷史角色名正言順。1998年改革後不久,就有人開始努力破解這種說法。2000年初,印尼獨立歷史學者所提倡的敘事成為論戰的焦點。阿斯維·沃曼·亞當(Asvi Warman Adam)是主張「糾正歷史」的主要人物之一(Adam,2004)。為了凸顯軍隊的角色,印尼各地共有數十萬共產黨員和被控為共產黨員者遭到殺害,這樣的敘事也與1965年事件的官方敘事並陳。然而,這新的一波浪潮依然只是學術論述,只在有限的圈子裡流傳。新秩序的官方論述依然是主流版本,有國小、中學歷史文本、電影的支持,特別還有保留到現在的新秩序博物館與紀念碑。 另外還有人權運動人士與支持民主運動者挑戰這套敘事,他們嘗試鞏固大眾的記憶,不忘1988年印尼發生經濟與政治危機時發生了什麼事情。2014年12月10日,來自特利剎蒂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的社會運動人士和學者連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為1998年5月12日慘案紀念碑揭幕。這座紀念碑以黑瓷製成,高3公尺,紀念四名在校園內學生抗爭期間被維安部隊槍殺的學生。 同時,全國暴力侵害女性委員會(Komnas Perempuan)撰寫了1998年5月慘案碑文,紀念遭受暴力與性侵的華裔女性。志工將華裔女性遭受性侵的遭遇訴諸媒體,在改革之初引發爭議。政府組成聯合事實調查小組(TPGF),調查該問題的相關實證。然而,小組並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性侵案的支持「證據」,政府正式否認發生過這件事。針對政府的回應,年輕的志工、華裔公民兼事件受害者的伊塔·瑪爾塔迪納塔(Ita Martadinata)計劃至美國國會作證。然而,在出發前往美國之前,她被發現遭人殺害,華裔女性遭受大規模性侵的故事因而被人遺忘。1998年5月慘案碑文就是見證,提醒大眾這段歷史。 同時在印尼最西部的亞齊特區,多個非政府組織於2011年更是大刀闊斧,建立了亞齊人權博物館。博物館規模小巧。這幾個組織在蒂卡爾班丹社區(Tikar Pandan Community)辦公室的院子豎起板子,內容描述了新邦KKA(Simpang KKA)抗爭居民遭受掃射、在衝突中失蹤的人員以及格東屋(rumoh geudong),這是士兵折磨疑似為自由亞齊運動同情者的地方。這是座簡單的博物館,但是使命宏大,一如其宣言所述: 我們相信微光永遠能在黑暗之處標誌記號。所以我們建立了記憶的避難所,這樣我們、亞齊的男男女女、生者與死者,遭受性侵與屠殺之人、遭受刑求與抹煞之人,能發出超越生死的吶喊:不再重蹈覆轍!Aceh bek le lagee njan!亞齊不再重蹈覆轍! 一言以蔽之,印尼的政治改革為印尼的人權運動者及支持民主運動打開大門,在官方版本之外,建立新的歷史敘事。他們打出「抵抗遺忘」的口號,回應印尼讓過去侵犯人權的加害者依然逍遙法外的有罪不罰文化。透過博物館及紀念碑發動的抵抗遺忘運動最後演變成一項行動,抵制政府對這些犯罪的縱容。 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 另一個說明博物館如何成為社會運動主場的見證就是位於東爪哇省瑪瑯(Malang)巴圖市(Batu City)正在建設的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我會扼要說明一下自己身為穆尼爾之家基金會成員的觀點。 就從印尼重大侵犯人權的故事開始,與印尼著名人權律師穆尼爾·薩義德·塔利卜(Munir Said Talib,1965-2004)遭遇相似,這位律師於2004年9月7日在前往荷蘭深造的途中遭到殺害。除了改革為印尼的民主化打開開關之外,穆尼爾之死對許多印尼人來說也是一記警鐘,告訴他們舊政權的遺緒依然在當代人的生活裡根深蒂固。他的案件審判只能將現場的執行者繩之以法,但關鍵的高階軍事和情報官仍然逍遙法外。在穆尼爾的命案中,有罪不罰的現象再度復闢了。 2013年,我才剛在印尼建立了警察博物館,穆尼爾的遺孀蘇西瓦蒂(Suciwati)聯繫了我。她告訴我她想要為丈夫及印尼的人權奮鬥歷程成立一座博物館。我與穆尼爾算熟識,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在印尼的法扶機構工作時,就是由他帶領。我認為蘇西瓦蒂的提案想法絕佳,強調了博物館作為「參與抗爭」主場的重要性,一如1980年代時期,美國民權運動期間所成立的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Kyle Message,2013 年)。 問題在於計畫的經費哪裡來?博物館建設所費不貲,需要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和歷史學家的參與,這成為一項艱鉅的挑戰。蘇西瓦蒂解決了第一個難題,她捐出自己與已故穆尼爾律師在東爪哇省巴圖市的居所作為博物館之用。那是一個大小不到400平方公尺的住宅,包括一個院子和房舍。小歸小,這棟建築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也是推動計畫的良好基礎。 到2013年年中,蘇西瓦蒂打算爭取更多支持,成立博物館來講述穆尼爾生平和印尼人權奮鬥的歷史的想法引起廣大迴響。年輕的社會運動者、藝術家和媒體名人紛紛響應,包括同情穆尼爾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例如後來成為宗教部長的盧克曼·哈基姆·賽福丁(Lukman Hakim Syaifuddin)和媒體網絡經營者達蘭·伊斯坎(Dahlan Iskan),他後來成為國營企業部部長。該博物館的發展最終擴大了印尼的民主運動參網絡。 建造這座博物館的過程最後在印尼開啟了推動人權的新道路。先前覺得人權與民主化議題遙遠的人們突然之間可以投入一項共同的計畫,奉獻他們的時間、精力與資金。這似乎也反映了社會學家希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的想法(2011 年),即模組化的集體行動,公民社會透過聯合行動,將過去分離的各個部分凝聚在一起。到了該年年底,博物館建築完工,也正式以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之名於2013年12月8日向大眾開放。原本只是夢想,而今終於成真。其後為了博物館的營運管理,又成立了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由博物館的發起人組成。 穆尼爾之家這項計畫直接挑戰了流傳數十年的官方保守歷史敘事。博物館提供了與固有歷史敘事相反的體驗。當參觀者抵達博物館時,迎接他們的是穆尼爾律師的半身塑像,這是博物館施工期間一位雕塑家的餽贈。參觀者接著會看到一連串歷史敘事,這些歷史敘事呈現了新秩序建立不久之後,印尼的人權運動也透過YPHAM(人權關懷基金會)與YLBHI(印尼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而誕生。YPHAM是一個積極捍衛共產主義政治犯,並推動正義運動的組織,這一事實就挑戰了軍隊成功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官方說法。 博物館也展出了女性勞工瑪西娜(Marsinah)的故事,她因涉及領導罷工而在軍方審訊過程中喪生。在穆尼爾之家呈現了瑪西娜的故事,也提醒參觀者印尼的發展成就,是用工人的汗水和鮮血換來。其他故事凸顯了印尼的重大人權侵犯事件,例如巴布亞和東帝汶(現為獨立國家)的強迫失踪和政治屠殺。博物館當然也包含了穆尼爾的個人生平和他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人生經歷,以及他所遭受的謀殺事件。 自2013年12月8日正式開館以來,穆尼爾之家迎接了來自各方不同背景和年齡層的訪客。不過,大學生與年輕學子還是訪客裡的最大宗。他們認為拜訪博物館是學校與大學教育認識人權的一環。五年後回想,很有意思的是,博物館可以成為人權機構推動活動的有效中介,將重要的普遍人權準則灌輸到印尼人民的生活中。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實際上,透過像穆尼爾之家這樣的小型博物館來提供替代保守歷史敘述的論述,不可否認是有侷限的。2018年,穆尼爾之家管理委員會開始思考與政府發展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在建築、基礎設施、計畫以及支持系統等方面合作,提升與促成穆尼爾之家發展為更大的人權博物館。這一步相當成功,獲得政府承諾資助一座博物館的建設,經費由東爪哇省政府提供,土地則由巴圖市政府提供。 此外,管理委員會詳細說明了與其他公民社會成員更大範圍的合作,在這方面有三大活動。首先,與印尼建築師協會(Indonesi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AAI)合作舉辦博物館設計競圖,建立大眾對人權博物館重要性的認知。建築師艾哈邁德·德尼·塔迪亞納(Achmad Deni Tardiyana,又稱Apep)獨具魅力的設計脫穎而出,環保又共融。其次,穆尼爾之家基金會還與雅加達藝術學院(Jakarta Arts Institute)合作,舉辦了博物館展出的藝術創作競賽。第三,穆尼爾之家還安排了與環保運動者、記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和女性權益運動者的諮詢會議,探討博物館可能的敘事和主題。這次會議的要點隨後帶出了博物館策展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 一樓是專門為兒童所設計,讓兒童認知到公共生活的重要價值觀,如包容、自由與平等。二樓展出印尼的人權史,內容包括印尼公民社會團體提出的重大人權侵害事件、環境、原住民、女性以及新聞自由等議題。最後一樓是穆尼爾律師的生平及他推動的工作,例如關於失蹤人口的活動就在三樓的最後一個展間,讓參觀者反思印尼的人權問題。 不可否認的,與政府的合作也引發了關於策展獨立性的問題,尤其是在人權議題方面。未來的人權博物館能否以公正無私的態度面對印尼史上的重大人權暴力事件?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有一些調整和變化。首先是博物館名稱變更為穆尼爾人權博物館。但這不意味著博物館迎合官方觀點,不只是過去博物館展示的人權捍衛者生平的特定主題,博物館也希望擁抱印尼更廣泛的人權問題。就策展獨立性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印尼的政治氛圍仍然為這種獨立性保留了開放空間。 未來可能會發生最壞的情況,但這次經驗中可以肯定一件事,博物館和歷史古蹟已成為改革時期人權運動人士和民主運動的重要社會運動場所,時間會證明這是否是向印尼年輕世代灌輸人權價值觀重要性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