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麥可貝‧楚恩 (Michael Beltran)擔任記者至今已有六年，他這一生也致力於政治運動。因為記者工作，他報導了自己國家各種邊緣族群的相關議題，涵蓋人權、限縮的民主空間、中國及其他全球超級大國的干預主義、強迫移動、迫遷與流離失所等故事。

隨著菲律賓慢慢邁向解封，舉國上下尚未從疫情期間的集體創傷中緩過神來。讓菲律賓人最憂心忡忡的不是病毒，也不是無法掌握的疫苗或未來。

菲律賓有各式各樣的公民社會團體，各自以不同的路線實現其理念。同樣地，非政府組織、群眾組織、各行各業及文化團體不僅對國家貢獻卓著，也讓最弱勢的國民可以維持溫飽。

在疫情封城期間，公民社會團體挺身而出，多少補上了某些缺口。這段期間，糧食與糧食安全始終是持續不斷的迫切問題，要讓低收入的族群能持續取得並儲存糧食，是許多公益團體必須解決的問題。

群眾組織與各基金會已在全國各地建立了社區菜園與廚房，特別是糧食資源與糧食安全最欠缺的貧民社區。屋頂上懸吊著回收塑膠瓶做成的克難盆栽，裡頭種著作物。社區團體共同收穫作物，最後同心協力烹飪成菜餚，供給所有飢貧交迫的人。

另外一項席捲社會的行動是互助現象，又稱為社區食櫥。派翠西亞‧諾恩(Patricia Non)這位地方的社會運動暨藝術家其實一開始的理念很素樸，就是在公共場所擺上一張桌子或一個架子，擺滿食物，並寫著「取你所需，給你所能」，一舉點燃了全國的群眾互助運動。

這些計畫除了解決明確存在的需求之外，也暴露出了政府在應變疫情方面效率低落、措施不當。不讓人意外地，政府企圖對這些行動施壓，視其為「恐怖分子」，已然變成了疫情政治下重複上演的主題。

過去兩年，民意對於政府的危機處理抱持出高度的懷疑態度，不然就是民眾普遍認為杜特蒂政府在這種世界末日般的情況下，做什麼都無能為力。這個政府不去處理這個醫療緊急情況，反而利用封城以更強力的國家暴力與恐怖行動迫害受難者。

2018年底開始，羅德里戈‧杜特蒂總統的政府向其政治對手宣戰。在政府眼中，只有共產黨人或恐怖分子（他們交替使用這兩個詞彙）才會質疑其政權。更重要的是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籤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政府的政治抨擊者被抹紅，也就是在這些社運人士及異議分子身上打上共產叛亂分子支持者或招募者的標籤，標籤本身代表了是恐怖分子的某人可以被清算。

具體來說，杜特蒂特成立了「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National Task Force to End the Local Communist Armed Conflict），簡稱為 NTF-ELCAC。在此說明一下背景，菲律賓內戰已經持續了50多年，由菲律賓共產黨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簡稱CPP） 與新人民軍（the New People’s Army，簡稱NPA）的武裝游擊隊發動。雖然他們多年來一直是菲律賓政府最頑強的反對者，但該政權的平民批評者也被當成反叛分子，受到同樣的審查。該政權的手段極端到只要是任何反對政府的言論，一律視為想要吸收年輕人加入武裝革命的共產黨宣傳。

武裝衝突本身就凸顯了政府沒有回答的無數問題。為何有這麼多菲律賓人要武裝起義？為何他們起義的時間如此之久？和平協議的路線圖存在已久，但是杜特蒂特別選擇的回應方式，就是把所有的敵人都攏在一起，加以妖魔化，合理化節節高升的暴力行動。

這場針對共產黨的獵巫運動，讓人憶起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的所作所為，與杜特蒂惡名昭彰的血腥毒品戰爭同時並進。就職初期，杜特蒂頒布了「敲門勸導」專案（Oplan Tokhang），這是執法部門領導的掃毒行動。在這場毒品戰爭中，被貼上了毒癮者或毒販標籤的人被自動下令消滅，而與這場毒品戰爭非常像，政府的政治對手也面臨同樣遭遇。2020年疫情最緊張的時候，也是社運人士最危險的時候。待在家就意味著待在射擊火線上。隨著顯赫的領袖人物在家中被迅速而殘忍地暗殺，被抹紅的社運人士遭殺害的事件也明顯攀升。

波爾基亞(Jory Porquia)、埃卡尼斯(Randall Echanis)、阿瓦雷斯(Zara Alvarez)與巴蒂昂(Carlito Badion)是國家暴力下幾位著名的受難者。在遇害之前，他們都遭指控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在軍方的推廣之下，這已經變成了普及的詞彙，鞏固了如果是共產黨就絕對是恐怖分子的觀念。在菲律賓信奉任何意識形態都不犯法，但是對於武裝部隊來說，左傾的人無疑是共產黨，因此八九不離十也是恐怖分子，因此該恐怖分子必得殲滅。

這種被抹紅無異於命喪黃泉的駭人作風，甚至驚動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而且不只是社運人士遭抹紅，各式各樣的公民社會成員都被當成了恐怖分子，從議員、教會成員、記者，甚至到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還有單純只做慈善工作的名人。

批評當局絕對保證會入列！菲律賓握有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筆的捐款及貸款，但拿出來的紓困金卻是微乎其微。大多數的經費都流向了軍警，提升其在國內的部署，對於即便是枝微末節的違規行為偏差執法，沒有口罩、違法宵禁、甚至只是踏出自家大門都代表會被判刑坐牢。

我們常聽到，比起病毒本身，貧民區的民眾更害怕的是因為沒工作失去生計，因而挨餓無法溫飽，2020年4月，此事浮上檯面，馬尼拉大都會數百名貧民區居民自行發起抗爭，抗議沒有援助，糧食短缺，與此同時杜特蒂的盟友們則在炫耀其財富及特權。抗爭者迎來的只有揮舞的警棍與手銬。這些全國最飢餓的人中有21人被關進了監獄，在舉國強烈抗議後才讓他們保釋。

2020年7月，政府甚至簡化了殲滅目標的過程，通過了爭議重重的「反恐怖主義法案」，這是菲律賓自七八零年代全面獨裁的戒嚴時期之後，最為嚴酷與迫害人民的國家政策。「反恐怖主義法案」是杜特蒂及其黨羽最愛扯的話題結晶，法律允許肆無忌憚地限制公民自由。現在單純可以根據懷疑他人是「恐怖分子」，就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抓人。恐怖分子的定義廣推涵蓋所有人。

前述情況大多都發生在2020年。不幸的是，就像病毒一樣，這些事件為菲律賓迄今的發展打下基調。本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人權災難正在上演，同時最弱勢族群的經濟權力也不斷遭到剝奪。菲律賓醜陋之處不只在於其慘烈的人權紀錄，也包括封城期間赤裸裸暴露出來的巨大社會不平等。就算過往危機的後續效應不再糾纏不散，也沒有差，剛結束的2022年5月大選只會讓這樣的感受更加強烈。對於人權的全面侵害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人們以抗議、集會、社群媒體戰等形式對抗。

歸功於社群帶頭的努力，公民社會的反彈，為民主人權爭取到一方小小的空間，讓菲律賓不至於完全倒退回嚴刑峻法的戒嚴時期，成效深遠。

我們有懷抱希望的理由。社區菜園、廚房與食櫥只是抵抗的一個面向。抵抗有許許多多的形式，異議的暗流已經隨著更多的人以更高的頻率，持續不斷湧上街頭。在一切好轉之情勢前會先惡化，而許多菲律賓人民、組織、機構等已經對此作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