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Patporn (Aor) Phoothong

Patporn (Aor) Phoothong從事和平博物館與文獻庫的工作，投身於和平教育。她近期針對建立以泰國南端為主題的和平博物館，進行可行性研究。她同時也是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博物館計畫及南方博物館與文獻庫計畫的共同發起人，致力以博物館與文獻庫為工具，推動衝突轉變與締造和平。Aor從2011年開始從事推動和平與正義的博物館及檔案庫工作，透過日本財團獎助金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畫，進行《走向和平與和解：日本和菲律賓和平博物館的案例研究》。

關於10月6日博物館計畫

10月6日博物館計畫於2019年7月由四人團體創立，成員包括一家進步出版社的編輯、一位電影攝影師兼導演、一位建築師和一位研究員。該博物館計畫宗旨為建立一社會政治空間，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溝通討論泰國過去與目前的政治暴力。計畫預期透過展覽、研討會及工作坊，與觀眾及泰國社會交流資訊與證據資料，帶出提問、批判，最後挑戰有罪不罰的文化。

泰國是個充斥流言蜚語的國家，事實很難掌握，而流言通常貼近真相，讓人得以想像發生過什麼。當我有機會參與一項宗旨為溝通過去政治暴力的博物館計畫時，我思考了展覽要如何呈現事實，與大眾對話，讓他們可以質疑、批評，最後發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976年10月6日，泰國政府在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屠殺了多名和平抗議前獨裁者返國的學生與平民。根據官方數字，共有46人喪生，167人受傷，超過3000名學生遭逮捕。爾後一項特赦法案於1978年通過，所有涉入人士皆獲釋，特別是加害者：警察、邊境巡警、準軍事部隊及極右翼團體。2019年7月，也就是大屠殺43年後，我們發起了十月六日事件博物館計畫，挑戰這種有罪不罰的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運用與過去及當下的政治暴力相關物件打造社會政治的學習空間。透過溝通，不論是展覽、研討會、電影或其他形式，挑戰泰國司法不彰及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文化，鼓勵大眾質疑、發聲及批判，這就是我們博物館計畫所追求的目標。

我足足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搞清楚為什麼我們不能討論或是深入調查此一事件。泰國長期以來受軍政府統治，而軍政府首重國家安全。透過有罪不罰的文化，同時加上司法行政機關瀆職，泰國政府掌控了公民的記憶。過去的政治暴力成為敏感或禁忌議題，還有一些人認為只有忘記過去才能向前進。這些都是我們在紀念與溝通過去時的挑戰。

然而，最近一次於2014年的政變改變了大多數泰國民眾對軍方的看法。泰國人，特別是年輕一輩，開始談論質疑過去的政治暴力事件及政府責任，公開討論的議題裡就包括了1976年10月6日的大屠殺。

我們的第一場展覽「Prajak / Payan」（「目擊證人」）於2019年10月5日至6日期間展出。展品只有三個：一條從男學生屍體上脫下牛仔褲，這位學生在1976年10月6日那天遭槍擊身亡，一個有彈孔的喇叭，還有一扇紅色的門，1976年9月24日，這扇門上吊了兩具屍體。我們展示了這些物件，僅僅加上了簡短的說明，因為這些都是真實的物件，也是暴力的見證。一進入展覽，這三項物件就與觀眾直接對話，其呈現的是事實，而事實不言自明。

我還記得當我在展場內，看著群眾在展區內走動，心裡想著「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看這三項物件，是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見過嗎？是因為他們想知道真相嗎？是因為他們想要確定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是否發生過嗎？還是因為他們想要見見跟他們有一樣想法及問題的我們跟其他人呢？」

我們的第二場展覽「Kwean」（「懸吊」）於2020年10月1日至10日間展出，這次我們使用AR擴增實境技術與觀眾溝通。我們聚焦1976年10月6日當天早晨，當時至少有五個人被吊在Sanam Luang，也就是皇家儀式廣場周遭的樹上。展覽在大屠殺原址展出，多虧了AR技術，根據事發拍攝的照片，觀眾可以看到被吊起或是被射殺的屍體。

當泰國政府想讓其人民遺忘其所作所為，同時不用為殺戮負責，挑戰他們的簡單方法之一就是運用事件的證據及物件，重現他們的所作所為給大眾看。我們的展覽就在大屠殺的原址，直接點出加害者、受難者的身分、暴力的規模以及國家罪行的發生地。這場展覽的觀眾就是過去暴力的證人。

我發現觀眾，特別是青少年，非常了解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他們的知識來自於線上文獻庫「10月6日記錄」、網路跟出版品。他們來看展覽是為了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跟工作人員還有其他觀眾交流。我也發現雖然在控制民眾的記憶跟言論自由方面，泰國的社會政治脈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會政治脈絡也推動民眾尋找真相。從這個角度我看到了博物館可以促進推廣和平的文化，預防未來再度發生暴行。

10月6日事件博物館計畫依然是進行式，在成立實體博物館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項計畫在過程中依然可以發揮與博物館類似的功能，比方說蒐集更多物件、籌辦展覽、工作坊、研討會。我相信我們也會繼續堅持（1）問問題：我們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資料、證據和資訊在哪裡，有哪些人涉入事件，誰是利害相關人？；（2）收集來自不同群體的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加害者、受難者、旁觀者和其他人；（3）讓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可以與觀眾互動；並（4）為正義建立和加強博物館和檔案紀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