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HRM-AP第六期專文—行動的力量—— 2023 FIHRM-AP共振人權年會紀實（上）
作者介紹：陳儀珊、顏玥共同撰文，輔仁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研究生
行動的力量——2023 FIHRM-AP共振人權年會紀實（上）
2023 FIHRM-AP 年會「共振人權：亞太博物館與社群協力」開幕式。 （©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引言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旨在成為一個串連國際、亞太地區博物館和人權相關組織的平臺，透過交流與互助合作，共同推動當代人權理念的實踐。2023年 FIHRM-AP 首度來台召開年會，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從11月6日開始為期三天，以「共振人權」為號召，匯集台灣、日本、印尼、尼泊爾、印度、泰國、越南、澳洲等地的博物館人、研究員及人權工作者，藉由3場專題演講、16篇論文發表和1場 ICSC 國際良知遺址聯盟工作坊的多重形式，激發對於人權教育推廣、負面遺產、社群合作、移動人權和跨領域的新思維，為博物館及各領域帶起共振作用。與會者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與關心人權議題的聽眾，陳欽生、張則周、周賢農、伍國守等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也來到現場，親述他們對人權工作者最由衷的感謝與勉勵。
英國利物浦大學國際奴役研究中心主任暨當代博物館實踐資深講師 Richard Benjamin 分享利物浦處理當地奴隸貿易議題的歷程。 （©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博物館行動力——起身去做就對了！
面對困難歷史，除了反思與紀念，博物館還可以做到更多！就如英國利物浦大學國際奴役研究中心主任暨當代博物館實踐資深講師 Richard Benjamin 所言：「我們銘記；我們行動 (We Remember; We Act)。」他談到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在處理奴隸貿易歷史時將容易引起觀者共鳴的個人故事和家庭歷史加入展覽之中，以此推動公眾對於敏感歷史的關注和理解；並透過與當地團體「共作」和「共創」，讓博物館成為當代人權議題的倡議者，以展覽等形式記錄比屬剛果在殖民地時期發生的人權侵害〔註1〕和近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等，以不同觀點、方式探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權議題。當代博物館在推動權益時也將目光轉向了更多樣化的族群，以「反部落歧視」為宗旨創立的日本水平社博物館在近年開始關注多元身份觀眾的近用權，重新規劃並建立了創新的展覽敘事和展示方式——在硬體設備上增加互動觸控板，設定適合兒童、輪椅使用者的觀看高度；展示內容上則配合解謎卡、繪本和漫畫等大眾友善形式，以趣味和易讀性降低觀展門檻，藉此將人權理念傳遞予來自不同背景與年齡層的觀眾。
未來即現在，科技拉近了人與未來的距離，人工智慧（以下簡稱 AI）的急速發展是近年最受矚目的話題之一。澳洲北領地政府資深總監 Tracy Puklowski 分享了 AI 在博物館中的應用潛力及風險：AI 數據分析能協助博物館掌握觀眾的特質及需求，為大眾創造更個人化的體驗，甚至是神經多樣性〔註2〕的觀眾也能有舒適、包容不同需求的展覽體驗。此外，AI 可以用於輔助博物館處理敏感議題，以多語言詮釋困難歷史，甚至用其建立沉浸式數位複製品（immersive digital replica），進行「虛擬返還」，藉此將「文物歸還」視為文化對話與關係建立的一種可能，而非損失或放棄，雙方或許都能更容易邁出第一步。面對 AI，館員也要學習如何確保資訊真實性，並透過實踐，讓新科技能夠在博物館中發揮正面作用。另外，博物館也以藝術、繪本故事、遊戲豐富多元的形式，創造更為親近的體驗。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林寶安率領團隊與澎湖縣國教團人權小組共同將澎湖713事件轉化成桌遊「流亡事件簿」，讓年輕一代的玩家藉由他們熟悉的載體，來認識關於山東流亡師生歷經戰亂、被強迫編兵、因713事件匪諜案冤案入獄甚至遭槍斃、爭取復學、落地生根獲得平反的一系列歷史事件與生命故事。
年會參加者在會場外試玩「流亡事件簿」桌遊。 （©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年會參加者在會場外試玩「流亡事件簿」桌遊。 （©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台灣的案例則由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洪世芳從威權統治時期的歷史脈絡出發，分享了人權館在定位、推動社會對話以及面對當代人權議題時所遇到的眾多兩難，包括「困難遺址」或「博物館」的定位問題、「政治人權」或「多元人權」的方向選擇、「原貌保存」或「活化再造」的雙重責任；以及「檔案不等於真相」、「口訪不等於紀錄」等執行面的困難，並思考該如何透過同溫層擴散來吸引更多群眾走進人權館。
負面遺產新定位——創傷記憶空間的再現與轉化
負面遺產的困難與焦慮
作為集合不同形式創傷的有形空間或無形記憶，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又可被稱為「困難襲產」（difficult heritage），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舒楣指出其困難之處可分為兩個面向：一，從表象來看，這些遺產與陰暗沈重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連，其環境空間會讓人們本能地感到困難與不適；二，從內在來看，由於不同利害關係社群的立足點與經驗認知有所差異，他們的記憶敘事經常會彼此否認。而在複雜的歷史脈絡中，「單一想像困難關係」往往也過於簡化加害者／受難者、殖民者／被殖民者的實際樣態。惟有與社群建立長期的互信共作關係，才能真正達成和解與凝聚共識。
荷蘭萊頓大學人類學暨社會發展學系博士候選人朱芳儀也談到了負面遺產可能引發周邊居民的焦慮，以綠島人權紀念碑為例，由於過去政治犯大多被關押在綠島監獄中，紀念碑會使島民想起這段不堪的記憶，且多數島民身為漢族，將石碑視為能與鬼、神以及祖先互動的載體，紀念碑的「不祥」導致島民試圖以「灑狗血」等攻擊行為來去除其污穢與威脅。這背後所代表的是漢族傳統的鬼神信仰與紀念碑主體性之間的模糊所產生的矛盾，以此啟示我們對紀念碑的重新審視與思考。
以負面遺產博物館化打破單一歷史敘事，創造集體記憶的空間
為衝突事件設立的紀念碑應該要以緬懷受難者、銘記創傷記憶並避免重蹈覆徹的省思角度出發，然而威權政府的單一歷史敘事往往有利於當權者，將受壓迫的少數族群詮釋為叛亂份子，缺乏多面向的視角。泰國瑪希頓大學人權與和平研究中心講師 Padtheera Narkurairattana 以泰國深南地區的 Dusun Nyor 紀念碑與東北部 Son Khon 七烈士祈福紀念碑為例，透過採集來自不同族群的集體記憶，闡述泰國長久以來以佛教為尊，導致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數群體（馬來穆斯林、天主教徒）受到鎮壓的侵害人權事件，藉此探討該如何重拾紀念碑應有的功能，將尊嚴返還給受難者社群，來彰顯紀念碑作為集體記憶的重要場域，並避免再度發生同樣的宗教迫害事件。
Maria del Pilar Alvarez 副教授以 518 光州民主化運動為案例，分析歷史場址博物館化過程。 （©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而博物館不僅是收藏、展覽和教育等發展場所，也具備保存與再現的功能，透過將負面遺產博物館化，可以把歷史事件積極地記憶下來。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社會學韓國研究副教授 Maria del Pilar Alvarez 對光州多記憶場域的質性案例研究、訪談518紀念基金會成員等方式，分析與南韓518光州民主化運動有關的十幾個記憶空間之博物館化過程，確立記憶的再現和地域化是由集體記憶與空間框架共建而成。光州因為保存了回憶的場域，又有著當地社區的強力支持，才成為了一座「記憶」城市。
以國家暴力作為展示核心，印尼國立大學助理教授及穆尼爾人權博物館顧問 Andi Achdian 以 Comarca-Balide 博物館為案例，探討將不義遺址（1975年在東帝汶為關押政治犯的監獄）轉化為人權博物館的實踐基礎，讓這片土地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同時積極在展覽中融入普世人權，納入 LGBTQ、女性及兒童人權等議題，回應當代議題同時也鼓勵觀眾思考與行動。
註1：英國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於2015年與剛果改革協會（the Congo Reform Association）合辨 Brutal ExPosure The Congo 展覽，記錄剛果人民被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強制殖民所經歷的剝削和殘暴行為。
註2：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指的是人類神經發展的多樣性，此概念包括多種與神經發展相關的群體，例如過動及注意力不足、妥瑞氏症、發展性語言障礙、發展性動作障礙和學習障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