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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HRM-AP第二期新訊-讓物件說故事:10月6日博物館計畫觀察

作者介紹:Patporn (Aor) Phoothong

Patporn (Aor) Phoothong從事和平博物館與文獻庫的工作,投身於和平教育。她近期針對建立以泰國南端為主題的和平博物館,進行可行性研究。她同時也是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博物館計畫及南方博物館與文獻庫計畫的共同發起人,致力以博物館與文獻庫為工具,推動衝突轉變與締造和平。Aor從2011年開始從事推動和平與正義的博物館及檔案庫工作,透過日本財團獎助金亞洲公共知識份子計畫,進行《走向和平與和解:日本和菲律賓和平博物館的案例研究》。

關於10月6日博物館計畫

10月6日博物館計畫於2019年7月由四人團體創立,成員包括一家進步出版社的編輯、一位電影攝影師兼導演、一位建築師和一位研究員。該博物館計畫宗旨為建立一社會政治空間,讓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可以溝通討論泰國過去與目前的政治暴力。計畫預期透過展覽、研討會及工作坊,與觀眾及泰國社會交流資訊與證據資料,帶出提問、批判,最後挑戰有罪不罰的文化。


泰國是個充斥流言蜚語的國家,事實很難掌握,而流言通常貼近真相,讓人得以想像發生過什麼。當我有機會參與一項宗旨為溝通過去政治暴力的博物館計畫時,我思考了展覽要如何呈現事實,與大眾對話,讓他們可以質疑、批評,最後發現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1976年10月6日,泰國政府在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屠殺了多名和平抗議前獨裁者返國的學生與平民。根據官方數字,共有46人喪生,167人受傷,超過3000名學生遭逮捕。爾後一項特赦法案於1978年通過,所有涉入人士皆獲釋,特別是加害者:警察、邊境巡警、準軍事部隊及極右翼團體。2019年7月,也就是大屠殺43年後,我們發起了十月六日事件博物館計畫,挑戰這種有罪不罰的文化(culture of impunity),運用與過去及當下的政治暴力相關物件打造社會政治的學習空間。透過溝通,不論是展覽、研討會、電影或其他形式,挑戰泰國司法不彰及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罰文化,鼓勵大眾質疑、發聲及批判,這就是我們博物館計畫所追求的目標。

我足足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才搞清楚為什麼我們不能討論或是深入調查此一事件。泰國長期以來受軍政府統治,而軍政府首重國家安全。透過有罪不罰的文化,同時加上司法行政機關瀆職,泰國政府掌控了公民的記憶。過去的政治暴力成為敏感或禁忌議題,還有一些人認為只有忘記過去才能向前進。這些都是我們在紀念與溝通過去時的挑戰。

然而,最近一次於2014年的政變改變了大多數泰國民眾對軍方的看法。泰國人,特別是年輕一輩,開始談論質疑過去的政治暴力事件及政府責任,公開討論的議題裡就包括了1976年10月6日的大屠殺。

我們的第一場展覽「Prajak / Payan」(「目擊證人」)於2019年10月5日至6日期間展出。展品只有三個:一條從男學生屍體上脫下牛仔褲,這位學生在1976年10月6日那天遭槍擊身亡,一個有彈孔的喇叭,還有一扇紅色的門,1976年9月24日,這扇門上吊了兩具屍體。我們展示了這些物件,僅僅加上了簡短的說明,因為這些都是真實的物件,也是暴力的見證。一進入展覽,這三項物件就與觀眾直接對話,其呈現的是事實,而事實不言自明。

我還記得當我在展場內,看著群眾在展區內走動,心裡想著「為什麼有這麼多人來看這三項物件,是因為他們之前沒有見過嗎?是因為他們想知道真相嗎?是因為他們想要確定1976年10月6日的事件是否發生過嗎?還是因為他們想要見見跟他們有一樣想法及問題的我們跟其他人呢?」

我們的第二場展覽「Kwean」(「懸吊」)於2020年10月1日至10日間展出,這次我們使用AR擴增實境技術與觀眾溝通。我們聚焦1976年10月6日當天早晨,當時至少有五個人被吊在Sanam Luang,也就是皇家儀式廣場周遭的樹上。展覽在大屠殺原址展出,多虧了AR技術,根據事發拍攝的照片,觀眾可以看到被吊起或是被射殺的屍體。

當泰國政府想讓其人民遺忘其所作所為,同時不用為殺戮負責,挑戰他們的簡單方法之一就是運用事件的證據及物件,重現他們的所作所為給大眾看。我們的展覽就在大屠殺的原址,直接點出加害者、受難者的身分、暴力的規模以及國家罪行的發生地。這場展覽的觀眾就是過去暴力的證人。

我發現觀眾,特別是青少年,非常了解1976年10月6日大屠殺,他們的知識來自於線上文獻庫「10月6日記錄」、網路跟出版品。他們來看展覽是為了有更深入的認識,並跟工作人員還有其他觀眾交流。我也發現雖然在控制民眾的記憶跟言論自由方面,泰國的社會政治脈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社會政治脈絡也推動民眾尋找真相。從這個角度我看到了博物館可以促進推廣和平的文化,預防未來再度發生暴行。

10月6日事件博物館計畫依然是進行式,在成立實體博物館之前,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這項計畫在過程中依然可以發揮與博物館類似的功能,比方說蒐集更多物件、籌辦展覽、工作坊、研討會。我相信我們也會繼續堅持(1)問問題:我們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資料、證據和資訊在哪裡,有哪些人涉入事件,誰是利害相關人?;(2)收集來自不同群體的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加害者、受難者、旁觀者和其他人;(3)讓資訊、證詞、記憶和資料可以與觀眾互動;並(4)為正義建立和加強博物館和檔案紀錄文化。

圖1:1976年10月6日事件的學運前輩,自願擔任展覽導覽,分享他的記憶和經歷。牆上照片擺放位置接近受難者遭到槍殺的位置。

圖1:1976年10月6日事件的學運前輩,自願擔任展覽導覽,分享他的記憶和經歷。牆上照片擺放位置接近受難者遭到槍殺的位置。

圖2:第一次展覽「Prajak / Payan」(「目擊證人」)中的觀眾和紅門。

圖2:第一次展覽「Prajak / Payan」(「目擊證人」)中的觀眾和紅門。

圖3:展覽志工正在向一群學生解釋在學生們所站的位置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1976年10月6日早上,一名改革運動人士被發現陳屍此處。

圖3:展覽志工正在向一群學生解釋在學生們所站的位置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1976年10月6日早上,一名改革運動人士被發現陳屍此處。

圖4:第二次展覽「Kwan」(「懸吊」)的觀眾和紅門,觀眾可以在這裡仔細觀察博物館的物品。

圖4:第二次展覽「Kwan」(「懸吊」)的觀眾和紅門,觀眾可以在這裡仔細觀察博物館的物品。

圖5:這是10月6日大屠殺的代表照片;照片裡沒有一個人的身分獲得確認。這張照片就掛在距離拍攝地點只有20公尺的牆上。

圖5:這是10月6日大屠殺的代表照片;照片裡沒有一個人的身分獲得確認。這張照片就掛在距離拍攝地點只有20公尺的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