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FIHRM成立旨在提升人們對人權議題的關注，並積極鼓勵博物館參與民主與包容性的議題。FIHRM 2022年會在九月的奧斯陸舉行，由挪威民主與人權博物館網絡（Demokratinetverket）主辦，為期三天的會議，特別選擇代表奧斯陸中象徵民主與人權的重要場所—埃茲沃1814憲法博物館（Eidsvoll 1814）、諾貝爾和平中心（Nobel Peace Center）及猶太大屠殺與宗教少數族群挪威研究中心（HL-center），別具意義。

會議首要討論在人權和民主思想受到壓迫的地方如何利用批判性思維討論人權博物館的自主權與靈活性，博物館、政府和社群之間存在哪種的關係以及發展面對何種壓力？而人權博物館又該如何塑造他們的角色，並與有爭議性的話題展開互動。第二部分則描繪全球人權博物館的現狀，從不同角度解決社會、文化和政治包容或排斥的問題，提供人權博物館可行的包容性方法或策略。與會者來自歐洲、亞洲與美洲，FIHRM-AP主席暨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洪世芳與亞太分會的會員西藏博物館Tenzin Topdhen館長等皆出席盛會，透過分享參與實踐的經驗和方法，期望在博物館空間和整體社會中解決及協商包容性的問題，以博物館為出發點，致力宣揚及締造平權社會。

博物館面對人權議題的內外壓力與挑戰

人人平等是理想社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然而前往烏托邦的道路依然崎嶇。第一天的首場會議由ICOM國際倫理困境委員會（IC Ethics）主席及西阿格德爾博物館（Vest-Agder Museum）資深策展人凱瑟琳·帕布斯特（Kathrin Pabst）開宗明義地指出人權博物館可能面對的挑戰。博物館經常面對的5種壓力分別是同僚之間的糾紛、試圖抹去過去、突如其來的政治干預、戰爭和破壞及保護一個國家的文化遺產的企圖，這些壓力來源分為內部或外部，內部來自博物館組織內的人員；外部則來自當地社會及政府。

然而，危機即轉機，人權博物館發展面臨各種挑戰，但壓力也可成為推動進程的助燃劑，歐洲博物館論壇（European Museum Forum）董事會主席—潔特·桑達爾（Jette Sandahl）為博物館應如何回應挑戰提出指引，她指出正因為博物館面對眾多的壓力與危機，更應該團結一致，努力擺脫幾個世紀以來的例外主義，不要再故步自封，勇於踏出舒適圈尋找可以一起前進的夥伴，在人權路上沒有人是例外。博物館人員應該秉持勇氣，反對各個博物館部門被動風氣或與權力共謀的作風，懷著堅定的信念及運用集體力量，解決困境和衝突並堅持下去。

這種團結一致的精神如何在博物館中體現，接下來，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群（National Museums Liverpool）和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的學者們為我們提供了實踐案例。

博物館與跨域合作海濱改造計畫

利物浦國家博物館群和萊斯特大學討論他們聯合展開的海濱改造計畫（Waterfront Transformation）。計畫正是運用集體力量的絕佳例子，透過各方面的合作與努力，共同推動在地社區發展，邁向平等社會。海濱改造計畫努力使博物館與當代社會保持連結，以利物浦指標性的海濱出發，把象徵利物浦的故事、遺產、社群和旅遊串連起來，除了創造豐富的遊客體驗外，也將成為該社區和環境改善的催化劑。這不單只是一個博物館之間的合作計畫，更集合了當地民眾的力量，共創一個新舊交融的利物浦海濱城市。

經過上述的討論我們清楚明白相互合作是人權博物館面對挑戰的重要力量，而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FIHRM-AP）的成立正是強調結合博物館與非營利組織的區域合作夥伴協作策略來突破政治與體制的壓迫。

FIHRM-AP主席暨台灣國家人權博物館洪世芳館長在會議中提到FIHRM-AP的成立背景與目的。FIHRM-AP的標誌象徵「人人自由平等，民主精神遍地開花」，自2019年成立至今，組織共有超過80個會員，官方網站具備十國語言，秉持着組織的核心精神，FIHRM-AP透過與合作夥伴的緊密聯繫以人權為核心促進博物館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台灣及其他亞太國家曾發生眾多戰爭和經歷漫長的威權統治，以台灣為例，歷經近40年的戒嚴時期，相比起其他地區，亞太國家的民主步伐較為緩慢，FIHRM-AP擔任起領頭者的角色，匯集各方力量一同推動亞太地區的民主進程。

亞太地區的經歷印證威權統治嚴重阻礙人權發展，因此有很多曾經經歷高壓統治的國家皆會以這段黑暗歷史為鑑，然而，威權主義脈絡下建立的人權博物館面臨眾多挑戰，在會議中有許多發表人透過實務經驗與我們分享這類型博物館所面對的危機與應對方法。

在威權主義脈絡下堅守使命

威權主義對於政府和民眾而言都是不願提及且危險的意識形態，因此，在這脈絡下建立的博物館必須更努力取得整體社會認同。Doi-Codi是軍事獨裁統治期間巴西的情報和政治打壓機構，黛博拉·內維斯博士（Dr. Deborah Neves）指出Doi-Codi紀念館建立目的是向當年被殺害或受酷刑的人士致敬，同時作為巴西政府曾經犯上重罪的證據。對於未曾經歷這一段黑暗歷史的民眾，以期讓他們了解巴西軍事獨裁鎮壓中的運作和結構。

博物館建立初期遇到不少挑戰，在資料搜集方面已花費了不少時間與政府部門周旋，藉以取得相應文件，甚至部分資料存在缺失。另一方面也需要找尋曾遭受政治迫害的民眾或其親友，透過檔案文書及口述歷史還原軍事獨裁時期。紀念館開創了第一次由遺產保護機構和前政治犯合作，承認和保護與政府鎮壓力量有關的建築物，將空間轉變為記憶和意識的場所，宣揚民主與自由的重要性。

芬蘭勞工博物館（The Finnish Labour museum）的館長—卡勒·卡利奧（Kalle Kallio）也講述了在蘇俄戰爭爆發後博物館面對的危機與應對方法。2014 年列寧博物館與芬蘭勞工博物館合併，縱使博物館主張代表人權、永續社會、團結和平等，並以公平歷史為使命，列寧博物館注定無法取悅所有人。2022年2月俄羅斯襲擊烏克蘭時，再次掀起人們對列寧主義的極度反感，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博物館一方面主張和平反戰及支持烏克蘭，另一方面也暫停與俄羅斯博物館的合作，並暫停任何帶有玩笑意味的行銷手法，以一個較認真的態度表達對極權主義的強烈反對，避免再次掀起對博物館的反對聲音。

在威權主義脈絡下建構的博物館，成立初期可能會面對政府的阻撓或證據被銷毀的困境，即使在博物館成立後，當發生一些社會事件，觸動到大眾有關極權主義的神經，也有機會讓博物館面對強烈的反對聲音，這似乎是人權博物館注定承受的壓力，然而，這些博物館除了承載著悲痛的歷史，同時也是刻骨銘心的教訓，警惕世人不要再次踏上極權之路，因此為了創造自由平等的社會，人權博物館更應該堅守使命。

正如Doi-Codi的創建理念，威權主義脈絡下建立的博物館某程度上是為了紀念當時的受難者，在人權路上沒有人應該被遺忘，逝去的人我們只能悼念，但當下我們仍能把握機會關心身邊不同種族的人，幫助推動少數族群的人權發展。

少數族群的空間—政府與博物館的交會以及定義的權力

會議最後集中討論少數族群的議題，以薩米族（Sámi）為重點對象，討論去殖民化的理念。薩米人是歐洲最北端的原住民，是當地唯一受國際原住民族公約承認保護的族群，但長久以來依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及不公平對待，直至現在仍受到國家和國際法院的法律爭議。

薩米藝術博物館（Sámi Dáiddamusea）前館長—傑里米·麥高恩（Jérémie McGowan）指出，大眾對於薩米人的無知往往伴隨著對他們的同情態度以及對他們曾受到殖民列強虐待的認識，並且認為這種虐待與不公平問題已經過去，但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博物館迫切需要與薩米社群合作，讓民眾更了解原住民，培養多元文化生活。

作為薩米人的艾瑪·埃莉安·奧斯卡爾（Emma Eliane Oskal Valkeapää）分享了薩米探路者計畫（Sami Pathfinders programme），透過薩米大學學院與地方政府和區域發展部合作，推廣少數族群的文化。同時提議博物館可以針對原住民的多樣性和發展，從不同角度提高人們對少數族群的認識。

雖然演講以薩米族為主要對象，但種族歧視問題存在於世界每個角落，文化差異是隔閡形成的主要核心。人們因為對少數族裔的文化不理解而產生厭惡、恐懼、同情等情緒；少數族裔因為對其他族群社會文化的不理解而難以融入，因此充分理解雙方的文化成為達至種族平等的重要一環。

此外，少數族裔除了有機會受到歧視和難以融入社會，最壞的情況可能遭到嚴重打壓，研討會中勞拉·佩雷斯·迪亞茲（Laura Pérez Díaz）及丹增·托登（Tenzin Topdhen）分別分享了多米尼加反抗運動紀念博物館（Memorial Museum of the Dominican Resistance）和西藏博物館（The Tibet Museum）的成立，皆是以受到打壓的少數族群為核心建立的博物館。

以西藏博物館為例，博物館是由藏人於1998年創立，致力提高人們對西藏的認識，館內展示着西藏的文化、近期的流亡歷史以及達賴喇嘛尊者的教義和遺產來彰顯當地的歷史、政治和國際上的重要性。這類型博物館的宗旨是記錄、保存、研究、展示和教育有關他們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同時公開少數族群面對的危機，例如侵犯人權、開發環境和文化限制，也寄望藉博物館帶出反抗的精神，宣揚生命的價值、自由、行動和表達思想的基本人權。

總結

三天的會議彰顯了世界各地的人權博物館正在面對來自多方的壓力，特別在近年極端主義威權有興起的跡象，人權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除了自由民主的議題外，少數族群的人權同樣值得關注，努力消除歧視，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縱然人權博物館的發展走向依然存在困境，但只要博物館之間團結且堅定的向前邁進，普世價值的種子終會在時間的推動下散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萌芽、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