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HRM-AP第七期專文—把房間搬到美術館——澳洲 80 年代的酷兒身份認同
MIKE!《我的流行生活》（My Pop Life），2022（陳設視角）。澳洲塔斯馬尼亞，普利姆索藝廊（Plimsoll Gallery）。
關於藝術家MIKE!
麥可·布雷迪（Michael Brady），或者用「MIKE!」，他不僅是酷兒藝術家，也是設計師；來自澳洲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創作領域橫跨繪畫、版畫、攝影、數位媒體。MIKE! 汲取自身經驗、歷史、流行文化，運用藝術創作與沈浸式裝置，傳唱 LGBTIQIA+ 群體的故事。
關於庫尼漢藝廊
庫尼漢藝廊（Counihan Gallery）這間公共畫廊專供大眾免費參觀，地點位在澳洲不倫瑞克區（Brunswick）的中心，即當地原住民族 Wurundjeri Woi-Wurrung 人的居住地。藝廊在 1999 年開幕，為了紀念澳洲藝術家諾爾·庫尼漢（Noel Counihan, 1913-1986）而以其姓氏命名。這位藝術家為社會正義積極奮鬥，不遺餘力地倡導言論自由。庫尼漢藝廊的展覽也反映出其信念—透過行動達成社會目的，推廣永續，並表達創意。
把房間搬到美術館——澳洲 80 年代的酷兒身份認同
本文由庫尼漢藝廊策展人妮寇拉·布萊恩（Nicola Bryant），採訪藝術家麥可·布雷迪（Michael Brady）撰寫而成。
Q：《我的流行生活》將於 2024 年在庫尼漢藝廊展出，能夠跟我們介紹一下這次展出的內容嗎？
A：《我的流行生活》算是半自傳的藝術計畫，講述 80 年代末期，我這樣一個同性戀青年的成長故事，背景是在澳洲塔斯馬尼亞州的荷巴特涅杷魯拿 (Nipaluna/Hobart) ；那邊有個郊區的居民大多是藍領階級。這次展覽有一系列的拼貼海報，佈置在沉浸式空間，重現我十幾歲時的房間，還有放一些那個年代的物品，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每張海報都能代表一部份的我，利用歷史、記憶、流行文化來呈現一個年輕同性戀的個人經歷。當年同性戀在塔斯馬尼亞還沒有合法，這類議題在公共場合也都會引發論戰。我把這次的呈現手法稱為「混搭」 (remixing) ，透過酷兒的濾鏡、回顧的視角，重新檢視文物和史料，進而重現他們。這些文物包含流行文化海報、唱片、錄音帶、拿來收藏的卡牌、個人的相片、服飾、玩具，還有青少年針對喜愛作品的二次創作。這些文物「混搭」新的藝術和設計元素之後，產生出圖像或文字，有時候甚至會很奇幻。
Q：你用《我的流行生活》重現你 80 年代時的房間，為什麼 2024 年了還要做這件事？
A：我覺得重現我青少年時期的房間是必要的。30 年前我還小的時候，第一次經歷到身為酷兒的恐懼、羞恥、驕傲等等情緒；直到 5 年前，澳洲舉行同性婚姻郵寄普查 (Australian Marriage Equality Postal Survey) ，又重新觸動了那些情緒，也才讓我想要透過作品進一步探討這類議題，並重新檢視《我的流行生活》這個計畫。在 2024 年重現我小時候的房間，是希望當作時間膠囊，來呈現酷兒的歷史、文化、還有個人經驗，除了內容要豐富、更要有趣、還能挑戰一些觀念；同時也探究一些至今都還在影響 LGBTIQIA+ 甚至其他群體的議題和主題。最近我為了這次展覽在研究史料時，也發現竟然有非常多議題從 80 年代就出現在媒體上，而且到現在都還有很多人關注，也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活；像是 LGBTIQIA+ 群體的權利，不論是民間或政府都討論得沸沸揚揚；還有全球暖化跟氣候變遷，加上人為破壞，讓環境問題雪上加霜；戰爭一樣頻傳；愛滋病也還在影響數百萬人的生命；不公不義的事情和歧視也每天都還在上演。與此同時，媒體版面擴張的幅度之大且快速，我這種塔斯馬尼亞來的窮人家小孩根本無法想像。社群媒體打破公私領域的界線後就回不去了；酷兒形象的再現也達到了大規模商業化的程度。這次展覽就是以這些元素為基礎，融合過去與現在，創造出身臨其境的體驗，希望能吸引觀者，讓他們覺得切身相關，甚至感同身受。再說，佈置臥室成 80 年代的懷舊風，應該大家都愛吧？
Q：這個覽展過去曾多次修改，每次重啟時有哪些地方不同嗎？
A：我第一次展出這個計畫是 2007 年在澳洲的荷巴特；隔年也有參加在墨爾本舉辦的澳洲仲夏節 (Midsumma Festival) ，當作視覺藝術展演。那次之後還有在不同空間接續展出，每次更迭也都有些發展和變化。早期的內容著重在流行文化、記憶、青少年往事，用普世的口吻講述我自己的故事，但細微地提及性傾向、歷史、政治等議題。塵封將近十年後，我決定重新檢視這個計畫，而且要更詳細，也應用在塔斯馬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Tasmania) 的榮譽學程。我更深入探索自己的過往，加上研究史料之後，現在這個計畫已經走出我的房間，焦點轉到 80 年代末、同樣發生在塔斯馬尼亞的其他 LGBTIQIA+ 議題和事件，所以內容和主題也有更深的政治色彩。視覺呈現上，我加了更多海報，利用文字與觀眾直接互動；有些新的素材、也有原先就在的，擷取自流行文化、主流媒體、以及當代藝術。另外在我的房間也放進了更多物品，都是我多年下來累積的，有的是自行創作，也有從別地方蒐集而來。
MIKE!《受害視角》 (Victim Role) ，2022，數位拼貼；尺幅依展出場地而定。
Q：通常海報都用來大量張貼資訊或宣傳廣告，還有表達抗議，呈現藝術，以及展示設計。大家常認為海報都出現在公共場所，像是街道上，或是當作告示牌跟標語，也有很多年輕人拿來佈置自己的房間，您認為背後有什麼原因嗎？又為什麼這樣的安排對你特別有意義？
A：在房間佈置海報一直都是我這個計畫的主視覺，來呈現青少年常有的習慣，他們會裝飾個人空間，展現自己的興趣和身分。回想我自己青少年時，我就一定要這樣才覺得很安心，在房間裡仔細思考怎麼擺放這些流行歌星海報，其中有許多藝人也都是酷兒，這反映出我漸漸認識了自己的性傾向。大家通常不覺得流行文化的海報會有政治色彩，但海報內容其實都會傳達一些訊息，而且往往超越了我自己的經驗，有很多海報會使用視覺符碼來闡述全球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 LGBTQI+ 議題。很多酷兒流行歌手、攝影師、造型師、設計師都透過海報來傳達愛滋病的相關資訊，像是歌手吉米·桑莫維爾 (Jimmy Somerville) 有張海報表面上看起來很普通，但其中他穿的衣服上就印著「愛滋解放力量聯盟」 () 的字樣。海報其實就跟 MV 或廣告一樣，能用來表達性傾向這類概念，而且青春期的孩子都會被深深吸引，像我當時就是。我貼在房間牆上的那些海報，儘管是因為商業行銷才到處流通，但都有宣傳包容、自我表達、驕傲等概念，而且風格酷炫，色彩繽紛；對比當年 LGBTIQIA+ 議題在主流媒體上的形象，根本天差地遠。我創作時就會參考政治海報、廣告、藝術作品，然後在作品裡加入政治口號、流行文化圖像、個人故事，尤其海報也是一種大眾傳媒，我就希望能好好利用這股優勢。我很多靈感都來自大衛·麥克戴爾米德 (David McDiarmid, 1952-1995) ，他同樣是塔斯馬尼亞的酷兒藝術家，也是設計師、社運人士；他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為 LGBTQIA+ 群體設計海報，創作也取材自報紙文章、流行文化圖像、情色作品、手工藝品等不同素材，各種引用、抄襲、仿造，作品充滿拼貼元素和數位內容，而且傳達的資訊與聲量都遠大於原先個別素材的總和，尤其是他的小眾雜誌《酷癮》 (Toxic Queen) ，篇幅 32 頁，還有以文字為主軸的《彩虹宣言》 (Rainbow Aphorisms) 海報，對我的創作計畫帶來關鍵性的影響。這兩個系列作品都利用語言的力量，加上以酷兒作為笑料來發揮，講述麥克戴爾米德自己的愛滋病經歷，同時挑戰媒體對酷兒這個群體以及他們生活的負面報導。
Q：80 年代的愛滋病流行將 LGBTQI+ 議題帶進主流媒體，在此之前幾乎不會有媒體提到。你的展覽內容觸及公共議題和私人領域，兩者之間彷彿有種拉扯的張力，這也是你作品想要探討的嗎？
A：沒錯。我在作品中刻意安排這股張力，來反映時代的情緒；在講到 LGBTIQIA+ 這方面議題的時候，更是如此。愛滋病開始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的時候，我還很年輕，大部分資訊也都是從電視上看到。1985 年，美國演員洛克·哈德森 (Rock Hudson) 因愛滋病逝世，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種疾病，當時已經流行到全球了。至於我生活周遭，澳洲政府是在 1987 年打出預防愛滋的「死神降臨」 (Grim Reaper) 電視廣告，想讓大眾更加認識這個疾病；我記得很清楚，那些宣傳對於文化、社會、政治等各個面向都有很大影響，不只成功灌輸我對愛滋的恐懼，也讓我更清楚自己的性別認同。那份恐懼很大部分是來自於私生活在大庭廣眾下被攤開來討論，對年輕的酷兒來說，自然會加深緊張的情勢，製造對立，也讓人產生矛盾的想法。
MIKE!《我的流行生活》，2022年（陳設視角）。澳洲塔斯馬尼亞，普利姆索藝廊。
Q：你把臥室這類個人空間，搬到庫尼漢藝廊這種公共場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A：我認為在公共場域分享個人或是私下的經驗，這點對藝術家來說很重要，尤其如果這些藝術家是邊緣社群，就更重要了，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不一定會出現在主流媒體或平時的廣告裡。儘管近幾十年來，酷兒群體的權利和形象有很大改變，而且是改善，但我認為還是有必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故事與經驗。我希望有個安全的酷兒空間來講我的經歷，讓觀者走入我十幾歲時的房間，進而反思他們自己的經歷，無論是不是酷兒都一樣。我覺得酷兒藝術家如果要展示作品，公共藝廊可以算是越來越友善的空間；以庫尼漢藝廊為例，他們在展現個人議題或政治主題這方面已經行之有年，也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看起來是個合適的場域。
Q：你先前提到，這次展覽的安排手法是「混搭」，能請你說明一下嗎？
A：對我來說，混搭不論在實質或概念上，都能用來接觸不同文化，並「採樣」 (sampling) 現有材料，再呈現出全新樣貌。這同時也是一種解放的思維及作法，讓我重溫過去，並使用特定記憶與作品作為這次展覽的素材。這樣子利用混搭是想傳達出，我能夠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動，這點就是我故事的核心。
像是愛德華多·拿華斯 (Eduardo Navas) ，這個人不只是藝術家，也是學者，他認為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文化混搭的例子，也就是利用創意、不斷複製貼上各種資訊，「採樣」現有材料，再混成新的形式，這就是我在用的手法。從文化來看，這種混搭來自流行音樂的混音，一樣有出現在我的作品裡。無論如何，都是素材經過重塑後的原創產出，重新定義後再詮釋，新鮮中又帶點熟悉感。拿華斯特別提到，「選擇性混搭」 (selective remix) 是指藝術家在原本的素材中增補及刪減內容，但同時完整保留原有的「壯盛氛圍」；這種「壯盛的氛圍」很有趣，讓我立刻想到麥克戴爾米德的作品，有種特殊風格跟底蘊，壯盛之餘，也體現了酷兒精神。
Q：你有談到讚揚酷兒文化，但這次展覽似乎也包含許多傷痛的元素，為什麼你會想要特別加入讚揚這部分？
A：我覺得 LGBTIQIA+ 群體也需要讚揚、肯定、接受等經歷，這點在數十年來的抗議行動、集黨派對、流行文化、藝術展演中都可見一斑。會有「驕傲」 (pride) 這個概念，就是為了展現這類需求，而我自己在追求這些事物的時候，心情也很複雜。我還在探討自我接納，也在摸索對於身分認同的「驕傲」這件事，無論是身為酷兒或是藝術家。會有這個過程，主要是因為我和其他 LGBTIQIA+ 群體幾十年來受到歧視和負面報導。從更個人的角度來說，我童年時曾遭到性侵，這也是我想用這次計畫處理的議題，非常困難，但也必須面對。痛苦和創傷促成我的生命故事，但以讚揚為基底的酷兒及流行文化所傳達的歡快也同樣重要。我年輕時會利用流行文化的繽紛絢爛，來逃避個人身處的現實。這次展覽也用相同的方式切入，探討一些不易處理的議題。到頭來，《我的流行生活》是一個成長故事，並在逆境中歌頌生命，這點我想大多數人都能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