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HRM-AP第一期專文 - 人權，人的價值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於紐西蘭國立博物館（圖片來源：FIHRM）
作者介紹：Tracy Puklowski
Tracy Puklowski目前居住在澳洲艾麗斯泉，負責該國首座國家原住民美術館的發展。前職為塔斯馬尼亞朗瑟斯頓市創意藝術與文化服務部主任，職責包括擔任澳洲最大的區域文化機構維多利亞女皇博物館和美術館館長。搬至澳洲前，Tracy在紐西蘭的GLAM產業（美術館、圖書館、文獻庫、博物館）擔任過各種高階主管職務。她畢業自蓋蒂博物館領導力研究所（Getty’s Museum Leadership Institute）。
單位介紹：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
位於艾麗絲泉（當地原住民稱其為「姆班圖亞」，Mparntwe）的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將成為指標性的景點。這個在澳洲心臟地帶的新空間會呈現世界上最古老的現存文化，並提供澳洲原住民族展示空間，透過藝術來表現及宣揚其成就。美術館在澳洲的訴說真相之旅中會發揮關鍵作用，並確保在治理、管理及勞動力上，將以原住民為多數。美術館藉此成為澳洲原住民族的載具，讓其向世界說自己的故事，為其注入能動性，決定要如何述說這些故事。
在全球認知到人權對博物館論述與實務重要之際，2019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的成立是一個關鍵時刻。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關注區域而成立的區域分會能擴大經常被忽略的聲音，在辨別及處理區域特定的人權議題時，提供重要的平台。我會在本文中回溯我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的淵源，並反思處理人權議題時，為了所有人，一定要從邊緣轉向核心的原因。2010年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成立時，我很榮幸獲邀擔任創始委員。聯盟的成立既讓人激動又來得及時，博物館界越來越關注社會正義的議題，但這是首度合國際之力來回應人權問題。
但我的良心小小瑟縮了一下。我有資格代表我當時服務的紐西蘭國立博物館（Museum of New Zealand Te Papa Tongarewa，簡稱Te Papa）宣稱說我們是一座「人權博物館」嗎？而且人權博物館到底是什麼？我希望我沒有一不小心就讓自家博物館變成冒牌貨。回顧了我們這間博物館的歷史與價值之後，我的結論是，成為一間人權博物館並不需要有明確的人權使命。Te Papa博物館致力推動多元、包容，並願意處理困難議題，就代表著我們有資格躋身這個行列。
於2015年擔任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會議主席時，我寫道：
「對Te Papa博物館來說，社會正義、人權及最廣義的博物館近用權不是附帶的，或是可以選擇要或不要的。這些是本博物館傳承的核心，也就是毛利語的所說的whakapapa。紐西蘭國立博物館法於1992年通過，為這間會另闢蹊徑的博物館打下了穩固的基礎…當博物館董事會採用了雙文化政策…就決定了博物館不論在哪個領域都務必要以雙文化呈現。
除此之外，Te Papa博物館的願景為「改變心靈、改變思想、改變生命」，因此這間博物館本來就是要處理困難又令人不安的議題，博物館如果真心希望能為其參訪者、族群甚至是其工作人員創造革新體驗，就必得準備好要有立場。
一如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網站的聲明所說，人權博物館一定得做好準備，挑戰傳統博物館思維與作為。因此，我認為Te Papa是一間人權博物館，我也期待在九月迎接我們的代表來訪。」[1]
有意思的是，該篇文章預設有些博物館可能覺得人權不是必要領域，因此需要勸說這些博物館從這個角度審視自身。或許他們需要為推動人權的承諾找到正當理由，一如2010年時的我也是如此。在同一篇文章中，我也指出博物館營運的環境脈絡正在「快速劇烈」地變化。當時我指的是紐西蘭的文化與政治面貌，當時不可能預知到對所有人來說，接下來幾年，事物會有如此快速與劇烈的轉變。這些「事物」就是橫掃全球，扭轉人生的典範轉移，後果由人類集體承擔，也需要我們破釜沉舟的因應。
有感於目前的博物館定義無法「適度反映並表達二十一世紀的複雜面貌、當前博物館的責任與決心及其未來的挑戰及願景」，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推出為博物館打造新定義的計畫。[2]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帶著困惑看著隨之而來的口舌之爭，最後因為言語與不同的價值觀陷入意識形態的鴻溝而感到惱怒。2022年的布拉格大會將再次辯論此一議題，我們也只能盼望過去兩年的種種可以催生出博物館學界團結之心。想必也會如此。全球時事、博物館觀眾及利害相關的社群不會坐等博物館界決定自身的定義是否正確，近年來，變革與挑戰不只是近在家門口而已，而是遊走於展間、檢查書籍並震懾我們。
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之1
人人有權自由參加社會的文化生活，享受藝術，並分享科學進步及其產生的福利。
我們依然深陷在全球疫情中，而這場疫情也永久改變了我們所熟知的生活。博物館及美術館不僅僅是以「轉向」因應，而是靈活變通，克服封城困難，將新的精力導向線上學習、體驗與參與，管理空間與群眾，有些博物館則令人遺憾地得面對永久閉館的現實。疫情對誰都一視同仁，無人可以免受其衝擊，但疫情也是不平等的親密同夥，加劇了貧窮與弱勢。因此最有可能永久閉館的就是那些始終都在掙扎取得資源的小館舍，這些博物館為緊密的小社群傳承述說故事，也為人們及其社群維繫歷史與傳統。
這提醒了我們的責任是耕耘社群，為社群服務，保存其記憶，分享其故事。我們一定要繼續掃除博物館的近用權障礙，要共創而不是主宰。與社群及個人合作，為了後世記錄這段非常時期，在這段深刻的共通人類經驗之後，協助重建與療癒，都是博物館所承擔的挑戰也是榮幸。
藝術具有療癒力並不是新概念，而在創傷之後，博物館是一個安全（且必要的）場所，能夠讓人相聚或是質疑及紀念創傷事件，同樣也不是新理念。但這次要深入得多，在地的變成全球的，反之亦然。
世界人權宣言第30條
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之1
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屬康樂所需之生活程度，舉凡衣、食、住、醫藥及必要之社會服務均包括在內；且於失業、患病、殘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種喪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
全球氣候危機對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是一大威脅，也是重大的人權危機。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住居與生命本身都造成危害。儘管小島國導致氣候變遷的所作所為遠小於其他國家，但實際上，面對氣候變遷衝擊卻是最脆弱的，這是亞太地區相當具體的威脅。在提升氣候變遷意識與採取行動方面，所有博物館都責無旁貸，在科學家都必須要捍衛科學事實的「後真相」世界裡，博物館更要擔任證據的守護者。在我擔任澳洲塔斯馬尼亞維多利亞女皇博物館與美術館（Queen Victoria Museum and Gallery，簡稱QVMAG）館長時，我們的科學家發現因應日漸暖化的環境，動物（昆蟲）逐漸往南遷徙。有了這樁證據再加上當地主管機關宣布氣候危機來臨，博物館很順利地就決定把氣候變遷列為核心重點。[3]
然而關鍵不只是以典藏為依據的知識及證據，更涉及行為。2020年年初，倫敦霍尼曼博物館（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通過了一份影響深遠的氣候變遷宣言，不僅注重與博物館觀眾合作提升意識，改變行為，也挑戰博物館檢討自身的慣習與活動。博物館界一定得思考自身對於氣候變遷議題要有何作為—我們要如何利用自身的資源？我們是否開始規劃永續建築？我們的資助者是否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最近關於博物館獲石油公司資助的辯論並不是在董事會，而是在公共場域上演。
氣候難民的需求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你以為那是將來的問題，那你就錯了。問題現在就已經發生了，2020 年，全球有307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超過98%是氣候相關的災害造成的。[4]數以千計的馬紹爾群島居民已在美國部分地區獲得安置，而在該處，他們面對的新挑戰是要如何維繫文化與傳統。
世界人權宣言第7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並有權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受任何歧視。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免受違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視行為以及煽動這種歧視的任何行為之害。
警察對有色人種動用武力引發了全球抗爭，「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捲土重來。這場運動一開始關注的是警察的殘酷暴力，在全球獲得響應後又擴大範圍，涵蓋了與制度性種族主義跟殖民主義的後餘效應等議題。此事反過來又更讓人清楚檢視了博物館的過去與行事。質疑博物館各面向的作為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官方呼籲大英博物館歸還帕德嫩神殿石雕可以追溯至1980年代初期，美國藝術史學者莫里斯·伯格（Maurice Berger）也在1990年提出「美術館是否是種族主義者？」的質疑。但是這些事件從未像現在這樣，席捲著時代精神而來。
像是「讓此地去殖民」（ Decolonize This Place）及「英國石油留不留」（BP or not BP）這些團體透過表演型的介入手段接管了博物館空間，引起人們對於博物館資助關係、歸還文物、取得藏品作法、原住民族能動性及員工的工作狀況的關注。Vice傳媒製作的《未經過濾的歷史導覽》節目（The Unfiltered History Tour）探討了大英博物館「有爭議的文物」的故事。[5]近幾年，數間文化機構的前員工也出言抨擊職場不平等與結構式的種族主義，其中包括加拿大人權博物館，真是種可怕的諷刺。
隨著文物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ies）正當要求歸還其文化瑰寶，他們的聲量也越來越大。復活節島的拉帕努伊族（Rapa Nui）後代於2018年前往大英博物館，要求歸還他們的tupuna（祖先），也就是名為Hoa Hakananai’a的摩艾石像。在《未經過濾的歷史導覽》關於Hoa Hakananai’a殖民竊盜的專題節目中，Talita Rapu（後代暨復活節島省長）直言不諱：「拉帕努伊族徒有軀體，但靈魂在你們手上。我們沒有靈魂，如同行屍走肉般行過人世。」[6]許多研究原住民族典藏的人都知道，文物的精神與其族群、家族與後代同在。這不是應該成為常態而非特例嗎？如果傳統所有權人認為「身體與靈魂」團聚是最好的結果，博物館還有什麼立場爭辯？如果我們不願意積極與殖民主義作為脫鉤，那麼對於後果惡化我們當然責無旁貸。
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3條
我們享有自決權。
我們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謀求自身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
雖然（澳洲）各州逐漸採取因應措施保障其公民人權，但這是一個沒有聯邦層級人權法案的國家，生活在這裡，撰寫本文的同時我發現自己正處在一個令人玩味的立場。儘管情況可能不盡理想，但這種情況確實把維護及賦予人權意義的責任交還到個人及組織的手上。我同時也在打造一個新的文化實體，亦即澳洲國家原住民美術館，該館將落腳於北領地的艾利斯泉。這是一個既美麗又衝突的地方，有獨特的文化與藝術，同時又存在代間弱勢與創傷。
澳洲的原住民族[7]代表著地球上最古老延續至今的文化，其視覺文化歷久不衰又充滿活力。當原住民族藝術從沙子與岩石轉移到畫板與畫布時，澳洲藝術史的軌跡就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讓全球觀眾心醉神迷。藝術家及其族群在社會、經濟、文化及精神上都蒙受其惠，將原住民族的故事與歷史介紹給新觀眾，並加強了文化連結。對我來說，我目前以此為家的北領地是世界上最大，生機蓬勃的美術館。此處藝術創作的活力想忽視也難。北領地同時也是澳洲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民族比例最高的地方，而近45%的原住民族家庭生活水準在貧窮線以下。[8]年輕人的自殺率是全國平均的三倍。[9]將近85%的北領地監獄人口都是原住民。[10]
因此我捫心自問的問題並不是像國家原住民美術館這樣的一間美術館（就此而言，其他地方也可以）是否應該爭取人權，而是我們該如何爭取。如果我們要有意義跟創造意義，就需要重新想像跟重新設計我們的生態系。對國家原住民美術館來說，這代表要堅守原住民族的原則，確保治理、管理及員工要以原住民為多數，也意味著美術館要致力推動發聲、能動性、共享權責及講述真相。如果澳洲要療癒過去的傷痕，邁向全國和解，就必須如此。尋常的美術館/博物館典範零零總總也遠遠無法做到這點。
我們與本文中描述的全球事件及人權挑戰有所牽連，避無可避，不論其規模大小、地點或目的。大部分的文化機構多年來始終以觀眾為重，而以觀眾為本的思考也帶來巨大的好處—互動更佳，更切中要點，多不勝數。但現在是時候再邁進一步了。我們必須學著以人道為本，就從接受所有人的人權與尊嚴是我們的責任開始。
人權，人的價值
[2]建立新的博物館定義：超過250項提案可看！——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museum）
[3]朗瑟斯頓市（Launceston）宣布「氣候危機」——朗瑟斯頓市
[4]環境移民統計數據（migrationdataportal.org）
[6]《未經過濾的歷史導覽》的Hoa Hakananai'a | Podbay播客節目
[7]澳洲憲法目前並沒有提到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島民民族，因此並沒有承認其為原初民族。
[8]18號送件—北領地社會服務委員會 (NTCOSS) —北領地兒童支出—委託研究 (pc.gov.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