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安迪·阿奇迪安

安迪·阿奇迪安是印尼國立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他也是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的負責人。

單位介紹：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最初由穆尼爾之家人權基金會於2013年在東爪哇省巴圖市建立，這是穆尼爾律師出生成長之地，原名為穆尼爾之家人權博物館。博物館的設立是為了促進印尼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人權教育，以培養熱愛和平、尊重人權、維護寬容和平等原則的公民。

引言

1998年5月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政權分崩離析。蘇哈托將軍在掌權超過三十載後退位，由副總統哈比比（ B.J. Habibie）接任，致力引領印尼政局朝民主方向發展。隨著新秩序的瓦解，印尼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個多黨政治制度的新時代，演變成如今印尼的民主化過程的基礎。然而，舊政權根基並沒有消失殆盡，有些遺緒頑強留在了印尼的當代政治裡。

其中之一是現代印尼歷史的觀念，強調軍方的角色，特別是陸軍，是1965年解救印尼擺脫共產主義威脅的關鍵勢力。軍隊順利地全面掌控政權直到1970年代，此後這樣的歷史敘事傳得更廣。這樣的敘事不光只是關於軍隊成功鎮壓共產運動，同時也強調印尼對抗荷蘭獲得獨立是軍方的主要功勞。

反殖民運動者如蘇卡諾（Sukarno）、哈達（Hatta）、薩里爾（Sjahrir）的角色逐漸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獨立之戰中，軍隊發揮的角色及其英勇事蹟。凱薩琳‧麥奎格（Katherine McGregor）在其二十世紀現代印尼歷史敘事的研究中精準稱呼這樣的敘事為「穿制服的歷史」，勾勒出在新秩序時期，官方印尼歷史的建構如何宣揚軍隊的角色。我們也有了頭緒，知道除了進步與解放政治運動之外，統治政權也可以利用博物館為威權統治者的反動虛假歷史意識塗脂抹粉。幕後策畫一切的是學者暨軍事歷史學家諾托蘇三托（Nugroho Notosusanto），他後來在新秩序時代成為教育部長。在他的指揮下，印尼各大城市樹立了博物館與紀念碑，提醒大眾不忘軍方的服務及重要角色，以支持這套歷史敘事。

抵抗遺忘的運動

在新秩序政權之下，博物館不再只是傳統定義下，存放「具藝術、文化、歷史或科學價值文物」（牛津辭典）的地方，而成為權力的工具，讓政權的歷史角色名正言順。1998年改革後不久，就有人開始努力破解這種說法。2000年初，印尼獨立歷史學者所提倡的敘事成為論戰的焦點。阿斯維·沃曼·亞當（Asvi Warman Adam）是主張「糾正歷史」的主要人物之一（Adam，2004）。為了凸顯軍隊的角色，印尼各地共有數十萬共產黨員和被控為共產黨員者遭到殺害，這樣的敘事也與1965年事件的官方敘事並陳。然而，這新的一波浪潮依然只是學術論述，只在有限的圈子裡流傳。新秩序的官方論述依然是主流版本，有國小、中學歷史文本、電影的支持，特別還有保留到現在的新秩序博物館與紀念碑。

另外還有人權運動人士與支持民主運動者挑戰這套敘事，他們嘗試鞏固大眾的記憶，不忘1988年印尼發生經濟與政治危機時發生了什麼事情。2014年12月10日，來自特利剎蒂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的社會運動人士和學者連同世界人權紀念活動，為1998年5月12日慘案紀念碑揭幕。這座紀念碑以黑瓷製成，高3公尺，紀念四名在校園內學生抗爭期間被維安部隊槍殺的學生。

同時，全國暴力侵害女性委員會（Komnas Perempuan）撰寫了1998年5月慘案碑文，紀念遭受暴力與性侵的華裔女性。志工將華裔女性遭受性侵的遭遇訴諸媒體，在改革之初引發爭議。政府組成聯合事實調查小組（TPGF），調查該問題的相關實證。然而，小組並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性侵案的支持「證據」，政府正式否認發生過這件事。針對政府的回應，年輕的志工、華裔公民兼事件受害者的伊塔·瑪爾塔迪納塔（Ita Martadinata）計劃至美國國會作證。然而，在出發前往美國之前，她被發現遭人殺害，華裔女性遭受大規模性侵的故事因而被人遺忘。1998年5月慘案碑文就是見證，提醒大眾這段歷史。

同時在印尼最西部的亞齊特區，多個非政府組織於2011年更是大刀闊斧，建立了亞齊人權博物館。博物館規模小巧。這幾個組織在蒂卡爾班丹社區（Tikar Pandan Community）辦公室的院子豎起板子，內容描述了新邦KKA（Simpang KKA）抗爭居民遭受掃射、在衝突中失蹤的人員以及格東屋（rumoh geudong），這是士兵折磨疑似為自由亞齊運動同情者的地方。這是座簡單的博物館，但是使命宏大，一如其宣言所述：

我們相信微光永遠能在黑暗之處標誌記號。所以我們建立了記憶的避難所，這樣我們、亞齊的男男女女、生者與死者，遭受性侵與屠殺之人、遭受刑求與抹煞之人，能發出超越生死的吶喊：不再重蹈覆轍！Aceh bek le lagee njan!亞齊不再重蹈覆轍！

一言以蔽之，印尼的政治改革為印尼的人權運動者及支持民主運動打開大門，在官方版本之外，建立新的歷史敘事。他們打出「抵抗遺忘」的口號，回應印尼讓過去侵犯人權的加害者依然逍遙法外的有罪不罰文化。透過博物館及紀念碑發動的抵抗遺忘運動最後演變成一項行動，抵制政府對這些犯罪的縱容。

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

另一個說明博物館如何成為社會運動主場的見證就是位於東爪哇省瑪瑯（Ｍalang）巴圖市（Batu City）正在建設的穆尼爾人權博物館。我會扼要說明一下自己身為穆尼爾之家基金會成員的觀點。

就從印尼重大侵犯人權的故事開始，與印尼著名人權律師穆尼爾·薩義德·塔利卜（Munir Said Talib，1965-2004）遭遇相似，這位律師於2004年9月7日在前往荷蘭深造的途中遭到殺害。除了改革為印尼的民主化打開開關之外，穆尼爾之死對許多印尼人來說也是一記警鐘，告訴他們舊政權的遺緒依然在當代人的生活裡根深蒂固。他的案件審判只能將現場的執行者繩之以法，但關鍵的高階軍事和情報官仍然逍遙法外。在穆尼爾的命案中，有罪不罰的現象再度復闢了。

2013年，我才剛在印尼建立了警察博物館，穆尼爾的遺孀蘇西瓦蒂（Suciwati）聯繫了我。她告訴我她想要為丈夫及印尼的人權奮鬥歷程成立一座博物館。我與穆尼爾算熟識，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在印尼的法扶機構工作時，就是由他帶領。我認為蘇西瓦蒂的提案想法絕佳，強調了博物館作為「參與抗爭」主場的重要性，一如1980年代時期，美國民權運動期間所成立的國立美洲印第安人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Kyle Message，2013 年）。

問題在於計畫的經費哪裡來？博物館建設所費不貲，需要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和歷史學家的參與，這成為一項艱鉅的挑戰。蘇西瓦蒂解決了第一個難題，她捐出自己與已故穆尼爾律師在東爪哇省巴圖市的居所作為博物館之用。那是一個大小不到400平方公尺的住宅，包括一個院子和房舍。小歸小，這棟建築具有重大的歷史價值，也是推動計畫的良好基礎。

到2013年年中，蘇西瓦蒂打算爭取更多支持，成立博物館來講述穆尼爾生平和印尼人權奮鬥的歷史的想法引起廣大迴響。年輕的社會運動者、藝術家和媒體名人紛紛響應，包括同情穆尼爾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員，例如後來成為宗教部長的盧克曼·哈基姆·賽福丁（Lukman Hakim Syaifuddin）和媒體網絡經營者達蘭·伊斯坎（Dahlan Iskan），他後來成為國營企業部部長。該博物館的發展最終擴大了印尼的民主運動參網絡。

建造這座博物館的過程最後在印尼開啟了推動人權的新道路。先前覺得人權與民主化議題遙遠的人們突然之間可以投入一項共同的計畫，奉獻他們的時間、精力與資金。這似乎也反映了社會學家希德尼·塔羅（Sidney Tarrow）的想法（2011 年），即模組化的集體行動，公民社會透過聯合行動，將過去分離的各個部分凝聚在一起。到了該年年底，博物館建築完工，也正式以穆尼爾之家（Omah Munir）之名於2013年12月8日向大眾開放。原本只是夢想，而今終於成真。其後為了博物館的營運管理，又成立了穆尼爾之家基金會，由博物館的發起人組成。

穆尼爾之家這項計畫直接挑戰了流傳數十年的官方保守歷史敘事。博物館提供了與固有歷史敘事相反的體驗。當參觀者抵達博物館時，迎接他們的是穆尼爾律師的半身塑像，這是博物館施工期間一位雕塑家的餽贈。參觀者接著會看到一連串歷史敘事，這些歷史敘事呈現了新秩序建立不久之後，印尼的人權運動也透過YPHAM（人權關懷基金會）與YLBHI（印尼法律扶助基金會）的成立而誕生。YPHAM是一個積極捍衛共產主義政治犯，並推動正義運動的組織，這一事實就挑戰了軍隊成功鎮壓共產主義運動的官方說法。

博物館也展出了女性勞工瑪西娜（Marsinah）的故事，她因涉及領導罷工而在軍方審訊過程中喪生。在穆尼爾之家呈現了瑪西娜的故事，也提醒參觀者印尼的發展成就，是用工人的汗水和鮮血換來。其他故事凸顯了印尼的重大人權侵犯事件，例如巴布亞和東帝汶（現為獨立國家）的強迫失踪和政治屠殺。博物館當然也包含了穆尼爾的個人生平和他作為人權捍衛者的人生經歷，以及他所遭受的謀殺事件。

自2013年12月8日正式開館以來，穆尼爾之家迎接了來自各方不同背景和年齡層的訪客。不過，大學生與年輕學子還是訪客裡的最大宗。他們認為拜訪博物館是學校與大學教育認識人權的一環。五年後回想，很有意思的是，博物館可以成為人權機構推動活動的有效中介，將重要的普遍人權準則灌輸到印尼人民的生活中。

穆尼爾人權博物館

實際上，透過像穆尼爾之家這樣的小型博物館來提供替代保守歷史敘述的論述，不可否認是有侷限的。2018年，穆尼爾之家管理委員會開始思考與政府發展合作關係的重要性，在建築、基礎設施、計畫以及支持系統等方面合作，提升與促成穆尼爾之家發展為更大的人權博物館。這一步相當成功，獲得政府承諾資助一座博物館的建設，經費由東爪哇省政府提供，土地則由巴圖市政府提供。

此外，管理委員會詳細說明了與其他公民社會成員更大範圍的合作，在這方面有三大活動。首先，與印尼建築師協會（Indonesi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AAI）合作舉辦博物館設計競圖，建立大眾對人權博物館重要性的認知。建築師艾哈邁德·德尼·塔迪亞納（Achmad Deni Tardiyana，又稱Apep）獨具魅力的設計脫穎而出，環保又共融。其次，穆尼爾之家基金會還與雅加達藝術學院（Jakarta Arts Institute）合作，舉辦了博物館展出的藝術創作競賽。第三，穆尼爾之家還安排了與環保運動者、記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和女性權益運動者的諮詢會議，探討博物館可能的敘事和主題。這次會議的要點隨後帶出了博物館策展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

一樓是專門為兒童所設計，讓兒童認知到公共生活的重要價值觀，如包容、自由與平等。二樓展出印尼的人權史，內容包括印尼公民社會團體提出的重大人權侵害事件、環境、原住民、女性以及新聞自由等議題。最後一樓是穆尼爾律師的生平及他推動的工作，例如關於失蹤人口的活動就在三樓的最後一個展間，讓參觀者反思印尼的人權問題。

不可否認的，與政府的合作也引發了關於策展獨立性的問題，尤其是在人權議題方面。未來的人權博物館能否以公正無私的態度面對印尼史上的重大人權暴力事件？

但在這個過程中，也確實有一些調整和變化。首先是博物館名稱變更為穆尼爾人權博物館。但這不意味著博物館迎合官方觀點，不只是過去博物館展示的人權捍衛者生平的特定主題，博物館也希望擁抱印尼更廣泛的人權問題。就策展獨立性而言，值得慶幸的是，印尼的政治氛圍仍然為這種獨立性保留了開放空間。

未來可能會發生最壞的情況，但這次經驗中可以肯定一件事，博物館和歷史古蹟已成為改革時期人權運動人士和民主運動的重要社會運動場所，時間會證明這是否是向印尼年輕世代灌輸人權價值觀重要性的有效方法。